“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人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蛮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恩。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意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当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唯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我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字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的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