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秦国有重视玉器的传统。秦昭王(嬴则)得知赵国有和氏璧，就派人给赵文王(赵何)送去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个城换取和氏璧。赵国派使者蔺相如带璧去换城，蔺相如识破秦的骗局，机智而勇敢地把玉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
典故的由来。这个历史故事一方面说明秦王以强凌弱，另一方面也说明秦国统治者对玉器的爱好。秦以前，古人用金、玉为印章，没有什么限制。到了秦代，就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用玉琢成，叫做玉玺，别人都不能用。这说明秦的统治者把玉看得比金更为珍贵，惟有皇帝才能使用玉玺。相传秦始皇(嬴政)的玉玺是用白玉琢成的。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军到咸阳城附近，秦王子婴(始皇之孙)投降刘邦，并献上始皇的玉玺，以后汉代皇帝代代相传，称为“传国玺”。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前，收藏了昆山玉、和氏璧等宝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的首都咸阳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收藏了大量的财宝。秦朝末年，起义军领袖刘邦(汉高祖)攻入咸阳城时，看到秦宫殿府库中的金玉珍宝不计其数，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青玉琢成的“五枝灯”，灯高七尺五寸，作出五条蟠螭(盘曲的无角龙)以口衔灯，设计十分精巧。公元前206年，项羽和刘邦宴于鸿门，即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宴席未散，刘邦借故离席，托张良送给项羽“白璧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张良所送的玉璧和玉斗，应属秦代玉器，也可能就是刘邦攻入咸阳后从秦朝廷府库中取走的。
在秦代，玉器属于“器饰宝藏”之物，多为皇室贵族所占有。秦末战乱，豪杰纷起，朝廷的财富，包括玉器在内，先是落入起义的豪杰之手，以后有的又转入富豪之家。我们所能看到的秦代玉器数量不多，工艺水平较高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秦玉都远不如汉玉。究其原因，一是秦统一六国以前，地处当时中国西部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从陕西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式玉器可以看出，其制作工艺水平不如关东诸国，尤其不如齐鲁及中原地区，说明秦国在玉器雕琢方面缺乏优良的工艺传统，玉器制造业并不发达。二是秦代国祚短促，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子婴投降刘邦，前后仅15年。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玉器手工业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就未能形成新的艺术风格。三是现有的秦代玉器，主要出土于中小型秦墓和一些秦代窖藏中，秦始皇陵及皇室贵族的墓葬尚未发掘或发现，所以目前所见的秦代玉器，除秦阿房宫遗址所出的青玉高足杯等个别器物外，其他多数都不是宫廷用玉，不能代表秦玉的最高水平。对秦玉作全面的、深入的评价，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刘邦建立的汉朝(西汉)，继承了秦代的政治制度，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当时首都长安城中，储藏的钱币多到无法计算，粮食大量堆积，仓库存满了，只好露天堆放，以至于腐败不可食。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给玉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皇室和王公贵族的生活日趋奢侈，也促进了玉器制造业的兴旺发达。除都城长安外，较大的诸侯王国也有制作玉器的手工业作坊。
汉代玉器的繁荣发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玉料的来源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出产在新疆和阗(今和田)一带的美玉，是中国古代制作玉器的最好材料。和阗玉的大量使用，是玉器发达的重要标志。《史记》和《汉书》载，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从此质地优良的新疆和阗玉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和阗玉的大量输入，促进了汉代玉器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玉器，经过鉴定，其中一部分的矿物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都与和阗玉完全相同，可能就是用来自新疆和田的玉料雕琢而成的。当时，陕西蓝田可能也是玉料的重要产地之一。《汉书》记载，汉成帝(刘骜)赵皇后的妹妹赵昭仪居住的宫殿中，以白玉为台阶，壁柱用黄金和蓝田玉璧加以装饰。汉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常有关于蓝田玉的描写，如班固《西都赋》有“蓝田美玉”句，张衡《西京赋》有“蓝田珍玉”句，可见蓝田玉在汉代已被称为“美玉”或“珍玉”，并且为皇室贵族所珍爱。
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崇尚黄老刑名之学，改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求，儒家“贵玉”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儒家还提倡孝道，从而盛行厚葬的习俗，大量精美的玉器便被作为随葬品而埋入皇室贵族的陵墓中。汉代皇帝的陵墓至今尚未发掘，而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的墓葬已经发掘了不少。珍贵精美的汉代玉器，主要发现于各地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中，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所出的“金缕玉衣”、雕琢精良的玉璧、玉剑饰等，广州西汉南越王赵味墓出土的244件(套)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日常生活用玉等，特别引人注目。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虽经盗掘，仍出土了二百多件玉器，多数玉质精良，雕琢工艺精湛，在已发掘的汉墓中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