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丽钧
有个朋友，帅而颓废，一副铁了心为痛苦做情人的样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我永远选择前者。”我逗他：“设法做快乐的苏格拉底不行吗？”他认真地说：“尘世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生角色。要么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要么做快乐的猪。你见过痛苦的猪吗？没有吧？所以，你也就别指望见到快乐的苏格拉底。”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消极的东西似乎情有独钟。他告诉我说：“凡消极的东西，都是消耗了生命用血泪酿出来的。”他读渡边淳一，欣赏他笔下绚烂的爱情中透出的死亡味道。我说：“你看得太透了。这不好。”他说：“看得透没错，却难说好与不好。我没有在悲观中虐待生命，也没有在消极中敷衍生活，我只是看穿了一切事物的‘过程性’特点，我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被必然的终点提前劫持了灵魂的同时，还能够在途中哼着忧郁的调子赶路，不鄙视爱情，不诅咒人生。”但是，他霜打的时刻比常人多得多。有个研究精神卫生的朋友问他：“要不要服些‘百忧解’？”他却苦笑着反唇相讥：“有‘百乐解’吗？”——莫非他把快乐解读成了一种浅薄甚或耻辱？多少次我这样问自己。我得坦白，我曾经有过拯救他的冲动。思忖着送他一件怎样的礼物才可以让他活得振作些。他是圈子里公认的大才子。我企图从这个大才子身上为世界多榨取些光亮。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可笑，因他是个拒绝援救的“自我绑架者”，他深深爱上了那种被绑架的感觉。
还有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导师吧。我在读不懂他的文字的年龄邂逅了他的文字，想来，真为那文字遗憾，也为自己遗憾。后来，我在现实的鞭影中长大，眼里一回回揉进了屈辱的沙子。红肿着眼睛，再读当年那些凝重的文字，竟读得心悸不已。当我站在讲台上，给少男少女们讲他那篇说尽生命的凄凉也说尽生命的柔韧的文章时，我不惜用泪水去拦截他们可能会犯下的我当年所犯的错误。“你们要背诵！”我近乎武断地说，“你们必须喜欢上这些句子：‘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不要说书上没有要求背诵，是我要求你们背诵的，或者说，是我求你们背诵的。等生活教训了你们，你们就会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求你们了。”我怕当这些孩子不再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像我这般幸运地迎来改写昨日遗憾的机缘。因而，我宁愿先将某种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以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可贵的免疫。这些年，我一直在暗处打量着那个人。我注意到他对盲童们说的一番话：“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带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个人，就是史铁生。一个被命运绑架到轮椅上的生命，通过一次次澡雪精神，实现了自我救赎，以飞翔的姿态弃绝了那辆悲怆的轮椅。
其实，在痛苦与快乐之间，存在着广袤的难以用“苏格拉底”和“猪”去衡量的“灰色地带”。生活给了你一把剪刀，剪断快乐还是剪断痛苦，剪断多少快乐多少痛苦，全看你手上的功夫。
我那个做定了“痛苦的情人”的朋友，在每一朵花里看出了尘埃，而尘埃也确乎是每朵花的必然归宿。问题是，这种大智大恸的“悲凉预支”究竟能给在花朵前伫立的人带来几多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呢？如果世间发明了一种透视眼镜，能让你轻易观瞧到衣服里面的胴体甚至血管里奔流的血液，你会戴它吗？真相，有时是用来面对的，有时是用来超越的。史铁生曾感喟：“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我喜欢读也喜欢讲他那些微凉微温的文字，我以为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恼人的尘埃，一刻不停地殷勤覆盖着生命。每个在世间行走的人都背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的是越积越多的死去的日子。行囊压倒你的一幕就在未来某个时刻里妥帖地藏着。在它当真压倒你之前，你所有逼真的预习演练都无异于一种自虐或自戕。上帝均摊给每人一杯痛苦，但心的容器却有能耐把它扩充成一桶痛苦或减缩成半杯痛苦。只是我说不清楚，这两种人究竟谁离苏格拉底更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