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学本土化的概念
人类学源于西方国家，其最初的研究对象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原始部落和初民社会。但是，二次大战之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全面崩溃，西方人类学在其原有异文化的研究园地里逐渐失去活力，人类学的发展也陷入了低谷。面对这样的困境，西方人类学家把目光转移到本土本国，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发展新兴的分支学科、加强和突出人类学的应用性。当然，他们把过去建立在异文化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和方法转换过来研究自身社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就有一个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学本土化也可以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正如陈志明指出的：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其理论和方法很可能有不适应第三世界的地方，因此第三世界应该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人类学本土化在外延上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西方人类学自身本土化的问题；二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
关于本土化研究的具体内容、方法、途径，李亦园先生曾经这样论述：
据我自己的了解，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国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要在研究的方法上、概念上与理论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征，而不是一味追随西方的模型。譬如在研究的方法上，西方所用的各种问卷、测验量表等，在人类学的研究上虽然较不常用到，但有时也会因特殊的需求而用到它们，但是为西方人而设计的问卷或量表有许多地方或方式都不适于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不是不适合回答，就是经常导致答非所问，造成信度与效度上都有很大的偏差。即使是人类学家所常用的所谓“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也有它的困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如何从参与小村落的田野工作，扩展到了解全国的问题，也是一项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策略上需要有我们自己发展出一套适合于国情的方式，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从村庄到市镇，然后从市镇到大区域的策略，确是一个在研究方法上做到本土化、中国化的好例子。[1]
二、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建设中国人类学以及民族学体系或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概括来说有三种设想：一是综合的想法，以孙本文为代表，强调利用西方民族学方法，根据西方研究得出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资料，依据调查得到的中国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民族学；[2]二是经过比较后以功能学派理论为张本，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获得理论与事实的新综合，以经训练的独立的科学人才，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实现民族学中国化，吴文藻是这种主张的主要倡导人；[3]三是强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国情，吸收国外民族学理论的合理之处，建立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独立的民族学，岑家梧、[4]马长寿[5]等人表述了这种看法。
20世纪80年代，港台地区也进行过一轮“本土化”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两大问题：
一是“本土化”与中国资料问题。其中以何秀煌、周颜玲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强调中国资料对西方理论的补正性，他们认为“中国化”的含义就在于尽可能地挖掘中国的社会事实，收集中国的社会资料，以便用来检证由西方移植而来的学说和理论。另一派以高承恕、林南为代表则强调不应限于中国资料的补正作用，他们认为，“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必须要透过新的诠释和沟通、更基本的批判及反省才能得到适当的出路。我们不但要意识到西方社会科学所做的诠释是从何种历史及文化的观点或某种意识形态出发，更要进一步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也作一批判，即双重的诠释与批判，从而最终迈向一种更佳的自我了解和不同社会文化间的相互了解。
二是“本土化”与认识论问题。台湾学者叶启政指出“中国化”应该具有两个深层的含义，即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之传统的建立，另一方面是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与批判。“本土化”可以是一种研究上的认知态度，不以研究对象、主题、方法策略或概念架构是否为本地为唯一的判准。它应当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的课题。它又是一具有自我反省性之象征性转化活动，为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多面的研究策略与论述立场，具有改善社会学科的知识建构，以宽广处理不同社会“实在”的能力。[6]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和《中国书评》两刊也发起“本土化”讨论并与“规范化”的讨论密切扣连。梁治平指出，“本土化”除了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谋求学术地位的独立性等一面外，更重要的是其知识论方面。“本土化”的本意应当是关注己身经验，把一套关于社会的知识牢牢建立在此一经验的基础上。“本土化”并不是要造就出一种与现有社会科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而是通过对社会科学“普遍性真理”的质疑，对其“地方性”特征的辨识以及对其隐含前提的暴露和批判性反思，从而使其融会于本己经验。“本土化”的意义不只是向内处理自身的经验，同时也是向外去创建社会科学的共同传统。讲“本土化”要促成的是一种知识上的自觉，即任何人类知识都是“地方性”的，“本土化”就是要了解我们知识的“地方性”、局限性同时注重自己的经验，使这种经验成为创生知识的渊源。[7]邓正来先生也认为“本土化”的意图在于追求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和自身品格。他指出，“本土化”根本上涉及的是如何依据中国的本土经验与真实历史文化建构具有中国品质的社会科学。[8]
这次大讨论给一度沉寂的中国人类学界带来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乔健先生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上发表，[9]在中国人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引发了另一场高层次、多角度人类学本土化的讨论。
乔健先生在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便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宝藏，发掘文献的成果不只会让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我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更可以发掘许多新的论题出来……”文章发表后，中央民族大学便举行了由庄孑L韶主持，一大批中青年人类学学者参加的生动活泼的座谈会，对乔先生的文章发表了评论。借此契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满腔的热情，开辟了“人类学研究”专栏，从而使人类学本土化成了1995年的热点话题。
1998年5月，由荣仕星、徐杰舜主编的《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论文汇编出版，对当今中国人类学界有关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的各种见解和做法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和回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9年9月份由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探讨上又迈进一步。
概括来讲，在中国实现人类学的本土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其相关历史文献丰富举世无双。这些历史文献无疑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我们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接受一次洗礼。
2．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类学家只有深入中国社会基层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突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论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甚或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