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窜上来了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徐坤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在他们进北京之初、在每一个人进北京之初就在心里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务员的一嘴京油子给凿打上的。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儿的北京人而抗争。”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经历他在北京的第一课，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员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傲慢、自大，并且不容于人。这就是与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无法忘记。
外省人这个时候最理直气壮的回击就是，北京再好，还不是全国支援的？可是这种回击又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女售票员会立即跟上说：那怎么不支援你？
没有一个外省人是得胜的，他们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无形光环就把他们吓住了，那是一种北京情结，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结打败的。
若非要论到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上海显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车，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售票员经常号召“老乘客帮帮忙，往里面走走”，或让乘客帮助他“摆渡”（转递售票员够不到的钱、票）。在上海拥挤的车中，靠乘客“摆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间互相“摆渡”（接力）也已成习惯，售票员和购票者都要向摆渡者致谢。而这在北京远未成为习惯，这正是北京售票员占据更多的空间，自己走到中门处售票的客观原因——文化的原因。
门第意识
门当户对，听起来就很老土。但这正是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北京人重门第、重学历、重背景的传统，恰恰与政治化相关。
尤其在北京的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称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却显得似乎不太般配，那么你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易中天用“圈子意识”来概括北京人强烈的等级观，以及各个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与难以融合。“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国内知名的调查机构零点集团公布于2006年4月开始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的调查，历时近一年时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深圳、大连、济南等20个城市的2553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并根据这项调查公布了《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沦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优越感和强烈的等级观密切相关。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包容性的调查包括：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七个问题。结果表明，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里，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
一个外来者想要融入这座城市的主流社会，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当这个外乡人在这座城市里毫无背景。
刘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门第意识，无法前行，甚至产生了窒息的感觉。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父母却以“门不当，户不对”这个在刘典看来，只可能出现在十点档古装肥皂剧中的台词，来阻止他们继续往来。
28岁的刘典是个开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国企的内刊当编辑至今，善交际，人缘好，经常能赚到外快，因而收入还算不错，但靠他这点工资在北京买房是肯定没戏的。不过，刘典从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女友艾丽（化名）不仅与他是同事，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本内刊的主编，收入自然不会比他少，两个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优质。而且比他年长五岁的艾丽，也是看中了刘典的热情和真诚，别无他图。
但是，艾丽的父母态度却越来越明确——反对，坚决反对。起初，看到女儿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小子领回家，母亲没有多说话，刘典便以为未来的岳父岳母是默许了。不曾想，当刘典再次登门，表示要和艾丽订婚时，被明确拒绝了。
“因为小丽说她父母很传统，所以我想订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点，就特意把我妈从乡下老家接过来，一起上门拜访。”刘典回忆起半年前的事，仍余怒未消，“谁料到，居然让我亲妈被别人夹枪带棍地奚落了一通，一个农村老太太，这辈子头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很惭愧！”
虽说，艾丽的父亲不过是个小科长，但因为手握实权，所以平时上门巴结的人倒也不少。母亲是某区的妇联主任，做惯了大小报告，更是官威十足。两人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了艾丽这一根独苗，所以从小就呵护备至。对于宝贝女儿的终生大事，两位老人步调一致，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子弟”，否则“不成体统”。周围的亲友也轮番上阵，一起游说艾丽，让她不要被情冲昏头脑。
刘典说，自从那次“登门提亲”闹得不欢而散之后，艾丽请了几天病假没来上班，回来之后对他的态度就冷淡不少，两人此后虽然也一起逛街、吃饭，但再也没提起结婚的事情了。
至于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刘典很困惑。他说，艾丽前不久表示她正在准备出国，想去国外进修服装设计。刘典说：“也许这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总好过‘门不当，户不对’被踢掉，听起来逊毙了。”对于艾丽要出国的事，刘典只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没要求他等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随它去吧！”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善之区。但如今的事实却是，一个外省青年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肯定，成为在京城里居住的一份子，却很难让这个城市接纳其为新市民，仍然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排挤，这不仅仅是北京的“户籍之痛”，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全国人民已经一次次见证了北京户籍面具下的“傲慢与偏见”，但这样的戏码还在变着法儿地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横亘在衣食住行，甚至爱情面前。
一个城市给外来人口设置的藩篱越多，越是能够看出其背后的狭隘和偏执。它的宜居指数和开放精神就值得怀疑。“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按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
易中天认为，“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况且，“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但是，这种贵族精神一钻进胡同，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态日益膨胀了城中居民的政治优越感，从而开始嚷嚷着要区别人之素质高低，以达到京城内99%以上都是“高素质”人口的“宏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有人说北京服务业的态度比早两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广州政府大声叫屈说已经大力整顿治安，但还有人抱怨广州火车站是贼窝、匪巢一样，这实在因为之前过于“劣迹斑斑”了。而且现在依然没人能保证，你一个外省人兴致勃勃跑到北京，就不会被某个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冷不丁“上一课”，以致像徐坤一样终生难忘，非要把这种情绪宣泄在小说中，广为传看不可。
更不幸地是，让纯洁的爱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门第观念和圈子意识里，触礁。北京，确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里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测”，与他们交往，似乎需要时时防备有暗礁。尽管他们乍看热情，“有事儿您说话”，但你仍需牢记，这种热情也只限于某个圈子内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请绕道，以免贴上冷屁股。
2.官味冲天
几乎所有论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