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那个夏天，与往年的夏天相比，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南方大学机械动力系的学生邓一群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年，也是从此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一年。
他快毕业了，但未来如何他心里还没有底。他到了人生当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就在他于这个地处南方比较著名的高校读书的四年里，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变化。这种变化看上去也许并不明显，尤其是思想理论界还有不停地进行争论，然而正是这种不明显，决定了它的多变和莫测。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国门的渐开中，小心地摸索着前进。一切都具有不可预料性，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新的旧的，好的坏的，保守落后与先锋进步等等矛盾相互纠缠，冲突、碰撞，各种势力在交锋，明争暗斗。而巨大的社会就在这各种矛盾的冲突与交锋中向前推进（虽然有些缓慢，但它的确在朝前运动）。让邓一群感觉到的，一方面是校园里的平静安宁，一方面却是外面的多端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存在巨大矛盾与极差的社会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所有这些，对像邓一群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来说，要他一下子跨入进去，并且马上适应它，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它对他（们）是严峻的。
四年前当邓一群考取这所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他获得了人生中通向另一个阶级（干部阶级）的通行证。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前程光明的坦途。他已经获得了和自己过去的出身挥身告别的权力（权利）。他是贫穷落后乡村里的一名佼佼者。就像村里的那些老人说的，——他出人头地了。他跃入了龙门。他已经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将拥有高等学历的国家干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获得的仅仅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张通行证。他面临的东西还很多。现在，他即将毕业，而面前的这条路怎么走，让他再次感受到阶级出身的悲哀。
那个夏天，彻底地改变了邓一群的人生轨迹，这是他自己事先一点也不曾想到的。在那个夏天里，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拿到派遣证就急急匆匆地往回赶。因为他没有那种行将踏入社会的欣喜。相反，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哀。他想，反正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种，所以，他宁愿在校园里多泡一泡。四年的学校生活让他产生了很多厌恶情绪，但在临离开的时候，心里又产生了一种眷念，——单纯的学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作为所谓骄子的生涯美梦不再。它虽然刻板，但却美好。这种眷念应该是毕业几年以后才会有的，但他提早产生了。
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眷念。
在那个夏天的校园里，邓一群满腹的心事，他很不痛快。他高兴不起来。与他的愿望相比，他内心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
邓一群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校方，他担任过学校的宣传干部、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在民间，他是同乡联谊会的副秘书长。他的表现得到一些老师的积极认同，特别是班主任，看中了他表现的那份诚恳，积极推荐他，校方甚至有意考虑让他将来留校。但随着毕业日子的临近，美梦被击破了，——留校的名额极少，已经内定了，而内定的名单里没有他。
他将面临着被分配回到老家的县里去。他当然并不介意被分回到老家去，如果要有一个理想的岗位的话也是不错的。他想：以自己的表现，进机关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也许是因为当初有过让他留校的念头，所以，对他的评语写得很好。但是，事情的结果与自己的愿望大相径庭，他感觉仿佛突然被人浇了一头凉水。
在四月份县人事局召开的会议上，他已被初步确定分配在县里的农业机械厂。那次参加会议的本县毕业生竟然多达六、七十人，他们大部分是县城里出身的，而且毕业于县中。男男女女，意气风发。他在那群人里很不起眼，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还保持着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的样子，蓝色的学生衣着，黑瘦的脸，戴一副价值低廉的老式黑框眼镜。他性格是本份老实的，甚至还有点胆怯，——对一切有权势有力量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这是他从父母身上遗传来的。
邓一群所学的专业应该说是绝对的专业，——金属机械热处理。但在当前社会分工目前还很粗杂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兽医学专业也可以从事文秘、档案什么的。热处理专业也可以做一名税务或检察干部。当初考大学时，他根本没有好好想过专业这个问题，只要能考进去，哪怕是个中等专业学校，他也是喜欢的。所以，填志愿时他只是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老师的话总是对的。考进学校就不必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当农民了，就能登记上城市户口，就能吃上国家供应的粮食。
在那次会议上，意向里有不少毕业生将进入县委、政府及各个直属局，很少有进企业的。而且，事实上有几个将分配在市里。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紧俏的。邓一群也想进机关。县里面有农业机械局，邓一群想如果进不了县政府或县委机关，进政府直属的机械局也很好，但会上那个姓朱的胖局长却和蔼地对他说，下面的有个机械厂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一机厂或二机厂随他挑选），而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先到下面去锻炼，将来肯定是能大有作为的。那话里虚假的温度让他感到特别的心寒。他知道，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人才”，而是他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
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分配并不抱奢望。家里人正为他能分回县里工作而感到高兴呢。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是很羡慕的。在那个村里几十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位大学生。邓家祖辈都是农民，现在却终于有了他这么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怎么能不让家里人感到骄傲呢。邓一群感到自己和家人的隔膜，他们不会理解的。他的烦恼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接受过好的文化教育。“人生识字糊涂始”，而他们是没有这种糊涂的感叹的。这就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他想。
回到村里的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哥哥家的那张圆桌上，面对着一盏油灯，大家都有点兴奋地讨论邓一群回来的问题（除了他本人）。他们企盼他回来，因为他是全家人的一张王牌。他就是家里人的一张光荣而巨大的脸面。他是全家人精神上的强大支柱。
尽管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邓一群当时的见识和阅历是有限的，但是他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故乡（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已经从心里把这里称作故乡，而不是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偏僻、落后，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浑沌愚昧，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相当自卑，有时又妄自尊大。年轻的邓一群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能分配到县政府机关，他当然非常高兴，但分配到一个小小的企业，他在情感上却是不能接受的。既然别人能分到机关，为什么他不能够呢？虽然他没有后台，但他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他不能不比较。
村子里静得很，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一轮月亮静静地、清冷地挂在屋外的天空上。屋里则是另一种气氛，热烈而温暖。他毕业回来，家里人的腰杆子就自觉硬了一些。
“我中午看到了村长，喝了酒，脸红红的，就像一张薰烧猪屁股。过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可这回不知触着什么筋了，冲我点头一笑，可我没理他”。大姐姐邓玉梅说。
“三哥回来后，村里的那些大户人家就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地欺负我们了”。小妹也很高兴。
嫂子刘正菊说：“村长家的那个大闺女周小红，现在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了”。她内心里希望她这个家里唯一有出息的小叔子分配回来，哪怕分配到乡里，再娶个村干部的女儿才好呢。那样，他们这一家就有了很好的靠山了。哥哥邓一彬从鼻子里哼一声，说：“什么小学教师，不过是个代课的罢了”。刘正菊不服气了，说：“代课怎么了？代着代着就能转掉了，我伯父家媳妇的二表亲家的小子过去也是代课教师，人家现在已经转正了，一个月拿好几百块钱”。哥哥说：“他村长能当一辈子？”
邓一群的妈妈说：“那个闺女我见过呢，一群，她初中和你是同学么，有一回我上街看见了她，她对我客气得不得了，一个劲地问你现在怎么样，谈了女朋友没有”。二哥邓一明说：“你看那个丫头胖得不得了，疯得不像样子，穿的那个叫什么健美裤，屁股沟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看她不是好东西”。邓一群听得就在心里笑了，知道他二哥邓一明在心里对村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怀有一种莫名的轻蔑。大嫂刘正菊正在一边切猪草，她听了就抬起头，用力甩了一下头发，用刀拍着砧板，用教训的口气对邓一明说：“哼，人家不是好东西，就你是好东西？人家不是好东西也不会正眼瞧你一眼”。
刘正菊从心眼里瞧不起她的这个小叔子，整天晃荡晃荡的，二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个正经相，村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说是说过好几个，可都是人家姑娘不愿意。他也涎着脸，求她在她的娘家给他找姑娘，她愣是没理他。她不想让她的娘家人笑话。有几次她娘家来过几个姑娘，到这里想找季节工做，他打眼看上了，就赖在她家里不走，泡着，可她就是故意不理他。现在邓一明说这样的话，她就怀疑他是故意这样说，他对她心里有恨。她的妹妹到她家来，也穿过那种健美裤。她妹妹也有二十岁了，高中毕业了在家里没事干，又不想劳动，整天想着到城里去打工，可城里哪里需要她们呢？她就想着在不远的街上开一家烫发店。刘正菊也看不惯妹妹的那种裤子，那样的裤子跟光屁股有什么两样？要是她，打死了也不穿。这样的姑娘只会好吃懒做。但她是她的妹妹，她不能说。丫头长得倒是很漂亮，但就是因为漂亮，才让她这个做姐姐的不能放心。前一年夏天，丫头在家里和父母吵翻了，就到她家里来，什么活也不帮她干，整天在家里看杂志（她在心里说：过去在学校里学习不用功，现在倒认起真来了），要不就是到村口的小店去买零食吃。她有时看见自己的男人看他的小姨子的眼神都有点不正常了，心里不由地担心起来，就把妹妹撵了回去。在心里，她也就知道，是凡男人都是馋猫，总想偷点腥吃。只是她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男人，永远是吃着碗里的，还要想着锅里的。有了老婆，还要想着小姨子。自己嘴里嚼着的肉，永远不及别人嘴里嚼着的香。
邓一群知道自己对家人意义的重要。全家人都把他看作是改变命运的福星。在这个村子里，九成人家姓陈。陈是大姓，然后依次是朱、廖、江、刘。姓邓的只有他们一家，很多时候势单力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家族的力量的。邓一群清楚得很。但他如果不能分配在政府部门，而只是分配在什么机械厂，那么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庇护作用呢？没有。
就在那次毕业生会议上，有一个女生引起了邓一群的注意。在发言的时候，他听到她介绍自己是师大的。南方师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学靠得很近，只有两站路。假若从城市上面做一个俯视，它们就像是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绿色花园。平时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经常走动，还有跨校恋爱的。邓一群过去也随别的同学去过师大，举办过同乡联欢会，但仿佛从没见过她。她学的是中文。她的发言颇受人事局的领导注意，因为她很会表达，说了很多“官话”，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她学的是中文，而是由于她的出身。后来邓一群的这种推测得到了验证。与她相比，邓一群几乎没说什么，只是窘迫地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与所学专业，然后就是表态，“一种红心，两种准备。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分配”，都是现成的套话。当然毕业生们除了讲这些陈词滥调，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分配上的事情事实上并不由得自己。不少学生家里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会关系和后台，而邓一群什么也没有，所以注定他不会有好单位接受。他不能抱怨什么。他的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现在，满头白发，牙齿也都快要掉光了。他的大哥老实巴交，除了在家里能对嫂子发点火，在大场面上连一句整齐的话都不会说。找遍所有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有用之人。这样，他能指望自己会分配到什么好工作？
那种表态让邓一群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明明没有那种红心，没有两种准备，但他还必须这样说。组织是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你心里明明不愿意，但它却逼你笑着对它讨好。这是邓一群第一次领教组织机构的严酷。当然，后来他也感觉到它的甜蜜。
那个女生事实上不仅吸引了邓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场的男生的目光。参加会议的不到二十个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叫陈小青。邓一群在心里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