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厂价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长和省政法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长和政法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不能奈何。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么，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这是一种现实。
在沟墩乡，邓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农民，事实上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精明而狡黠，朴素的本质已经失去了。像开饭店的老毛，一个四十多岁的胖汉子，和乡纪委书记孙得海是什么亲戚，他对乡政府熟悉得很。他开的这个饭店几乎就是乡政府的饭店。乡里的食堂也怪，怎么也办不好，于是上面来人，就到老毛的那个饭店去。老毛的饭店有个好处，随你吃什么，他都有，而且可以挂账。一年下来，乡政府也有十多万的吃喝。挂账归挂账，老毛也不怕，终归最后你要给钱。
乡里第一个跑起运输的户主姓严，据说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乡里的书记和乡长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他是富人，由不得你不尊重。据说过去严跛子是杀猪的出身，手里有点小钱。他的老婆年轻时很漂亮，和乡里不少干部睡过觉。乡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顾他家。时间长了，家里就有了钱。儿子到了二十岁，不肯杀猪，也不肯老实当农民，于是家里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车，跑县城，每天往返六、七趟。就这样跑了三年，换了新车。到现在，他家已经有了三辆车，全部是雇人开。
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几位。邓一群从内心里不喜欢他们，这些人都是农民的背叛者，但他们的背叛方式和他邓一群的全然不同。这些人都是投机者，狡猾而奸诈的小人。骨子里，他们还洗不了那份愚笨。但他们看到邓一群很客气，有两次严老板居然叫家里人送了好几盒营养品给他。谄媚者。邓一群坚决没有要。我也是谄媚者，谄媚的方式是相同的，仅仅是对象的不同。邓一群想。他没有收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事太小儿科，而且这样对他的形象不好。他们不是一路人。在省城，下面单位送什么东西给他，他敢要，而这些人则是要不得的。
我的前程远大，绝不贪这点蝇头小利。他想。
在农村，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好。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他有一天在县城，居然看到了林湄湄。完全是无意的。
那天下午，他从招待所出来，走到街上去买点水果准备带回乡里去。一方面自己想吃点新鲜水果，另一方面，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需要降火，这是个讨好的好机会。一点水果，价格不贵，无关紧要，同时又衬出自己对他的关心。在招待所的路边，排了很多水果摊子，那些摊主每个都向他展现热情的笑脸。而他，是严肃的。他从摊前一一地走过，问价。在一个妇女面前，他问价，那个妇女却直直地看着他。
那个妇女看上去有四十岁了。她正是林湄湄。邓一群感觉她似乎有点面熟，然而他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疑惑地问：“……你是……邓一群？”邓一群感到很意外，在这个县城里，还没有人敢这样直呼他的名字。他有一种被人冒犯了的恼怒。“你是……”他问。那个妇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我是林湄湄啊，原来红旗旅馆的。”邓一群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看到她，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情境。她与过去相比，老了许多。她这一说，他就感觉眉眼什么的还是过去的那样神情。
“真的想不到，会这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我现在在这里挂职。”邓一群说。
她一笑，问：“什么叫挂职啊？”
“省里组织一个扶贫工作组，到这里扶贫。”邓一群说。“你怎么在这里？”他问。
她说：“我早就下岗了。去年二月份。我男人在的那个小化肥厂也早关门了。我妹妹摆水果摊子，我就也跟着她摆。”
邓一群明白了。
“你现在还好吗？”他问。他想到了他们过去的那层关系，这样问，实际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问候。
“就那样。混日子呗。”她内心里一定对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感到一丝窘迫。任何一个人当然都不希望让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不论那种爱是真诚的，还是仅仅因为得到性上的满足），看到失意时候的样子。
她看着他说：“你还是那个样子。你现在出息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这样说的时候，内心里有一种失落，也有一种得意，——仿佛因为她的先见，她的预言。事实上她的预言根本没有根据。
邓一群没置可否。
被人崇拜的感觉很好。
那天林湄湄非要给邓一群10斤苹果，但他却坚决不要。他不想欠她的债。当她逼他把苹果拿上时，他只好在走的时候，留下多出一倍的钱。她在后面喊，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房间的时候，邓一群坐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他爱过林湄湄，是她教会了他性爱，跨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在心里也蔑视过她，觉得她不过是个瞒着丈夫偷情的女人，本质是低级的。随着时间的流失，他偶尔也会想到她，对她产生一种回忆的温情。这种温情，也只有回忆的时候（类似于梦里）才是美丽的。一旦逼近现实，它是这样的裸露，裸露出来的是严酷。很多事情一旦过去，就永远过去了。如果她要和他再发生那种事，他会干吗？不！他再也不会了。她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美感。
他想起了过去，在夏季的晚上，在南方大学的那个男生宿舍里，他们疯狂地做爱。他第一次领略到女性肉体的迷人。他在极度的性快感里从此堕落了。那种肉体的快感，今天已无法再回味了。他已经记不确切了，但他知道自己那时是疯狂的。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后出现的，因为她可以被视作从天上掉下来的肉馅饼。一块肉馅饼对于一个饿汉而言，那真是一顿美食。她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邓一群想：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隐秘的日子。
对他而言，隐秘比荒唐更重要。
它就像梦境一样。
而今天，这梦境，不再让邓一群感觉回味了。
因为这次下乡扶贫，邓一群得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让邓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奈。他们都是任命运（人？）宰割的人。强烈的悲哀。人要自主，所以要奋斗。在一次回城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围在省政府的大院门口，而省政府信访局不得不求助于办公厅，办公厅不得不请求公安厅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警察、警车。示威的工人。他们失业了。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种现象。各个城市都有上访的群众。报纸上却不把他们称作失业，叫作下岗。中国是个最大的文字游戏国家。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吃饭。在陵州，大约有一百多万下岗工人。下面的市、县呢？
眼看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邓一群不知道未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有时，他也的确有点忧国忧民。然而，他内心又渴望腐败。作为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他已经身体力行了。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要成为小人物，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与一般群众相比）。这是他努力得来的。
邓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
连阴雨下个没完，整个沟墩乡一片泽国。
工作组辛苦筹建起来的对虾养殖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十万块钱的虾苗，因为虾池倒塌而付于一空。那一阵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心里都特别的不好受。大运河堤吃紧，由于河水猛涨，岸边十多年树龄的老柳树根部松动，歪到了河里。一些地方出现漏洞，河水开始往堤内渗漏。一旦大堤崩溃，那么整个沟墩乡就彻底完了。省里向市里下文件，市里向县里下文件，县里向乡里下文件。一句话：死活要抗住洪水。过去政府向下面发文，从来都有走样的时候，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谁出问题，谁负责。动真格了。
乡里紧张起来，他们这回也清楚得很，一旦出了问题，那顶乌纱帽也就不保了。做为一名干部，有什么能比乌纱更重要呢？邓一群也紧张起来，自己年轻，下来扶贫就是作贡献，一旦有问题，将来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
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老苗把工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说：“县里最重要的就是沟墩乡了。沟墩乡傍着运河边，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同志，一定要战斗到抗洪第一线去。一定要保住沟墩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谁也不能请假，原单位的一切事务都要丢开。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扶贫。到这里了，工作也就在这里。”
苗得康主动要求上大堤，邓一群也跟着他。
那些日子，邓一群和苗得康，就和群众完全一样，穿上雨披、胶鞋，找着铁锹，巡进在运河大堤上。虽然事实上并不用他扛麻袋、运沙子、挑河泥，但他的确随时要参加进去劳动。沟墩乡的男男女女（劳力范围内的）都来到了堤上。乡里照顾他们，让食堂给他们送小灶，苗得康不知道，邓一群知道，但他们吃的依然是冷饭、冷菜。
邓一群在电话里告诉肖如玉现在的情况，肖如玉淡淡的，说受这样的苦是自找的，谁让你下去呢？邓一群放下电话，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不下来扶贫，他将来有借口提正处么？这次下来，对他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机会别人争都争不来呢。
肖如玉倒是告诉他另一个消息，说家里人给小阿姨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男青年比薛小娜要大五、六岁，年龄差距虽不算大，但他的确长得很老气，而且身高有一米八二，父母离异了，本人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工厂效益不好。邓一群问：“那他能同意吗？”要知道薛小娜没有工作，她只是一个保姆，农村户口。肖如玉说：“怎么不同意？他那个厂子其实早发不出工资了。再说现在户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将来有钱了他们可以买一个户口嘛。小娜要是和他结婚，就不用回乡下去了。”“那以后怎么生活呢？”他问。肖如玉说：“那个男的有房子。他们总不会饿死的。”邓一群想想也是。
薛小娜是个漂亮女子，他对她很有好感，但他却毫无办法。在心里只能嫉妒那个小伙子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他想。
国家体制这块大铁板开始松动了，他想。现在是越来越民主了，老百姓越来越自由。户口不再是大问题。如果当时葛素芹的户口也不成问题，能留在城里工作，那么他是否会娶她呢？
那也不会。他想。不过，葛素芹绝对是个贤妻良母，他要娶她，她会像个奴隶一样的伺候他。一个人一种命。他既然选择了肖如玉，那么他就只能如此。如果没有肖如玉，那么邓一群就是否一定是今天的邓一群呢？
他不能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