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二战进入最后一年，麦克斯在军械处负责海军军事设备的研究。具体地说，他的工作是关于反空袭导弹发射装置的控制系统。一天，尤里乌斯来到他的住处，并请他的妻子暂避，说他们有一些私事要谈。
尤里乌斯要麦克斯给他搞一些海军军事设备方面的情报，然后由他转与俄国人。尤里乌斯保证说，他会连夜将文件拍照，以便麦克斯在第二天上班时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不会有什么风险。尤里乌斯还说，摩顿就给过他一些情报。麦克斯当时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后来，尤里乌斯便起身告辞。
1945年9月，尤里乌斯又找到麦克斯。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但尤里乌斯说，俄国人还是需要美国方面的军事情报。麦克斯一直拖到1946年初或1947年底，才打电话给尤里乌斯，说他同意为他搞情报，但尤里乌斯却摇头了。为什么？尤里乌斯说，“他感觉有人走漏了消息”。
1948年春夏之交，麦克斯离开海军部，和摩顿一起就职于一私营企业利维斯电子仪器仪表实验室。某日，麦克斯将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尤里乌斯。据麦克斯的证词，尤里乌斯当即表示“太糟糕了”，因为“他需要有人能弄到海军的情报”。
稍后，1948年7月的一天，麦克斯搭乘摩顿的车。路上某处，摩顿停车，说他有一卷胶卷必须马上交给尤里乌斯。麦克斯看见摩顿从手套箱中取出胶卷盒，离开了一会儿。当他返回时，手里的胶卷盒没有了。
但是，麦克斯承认，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摩顿和尤里乌斯交接胶卷盒。事实上，他那天根本就没见到尤里乌斯本人。
麦克斯作证的自始至终，只字不曾提到依莎儿·罗森伯格。
第二位便是公诉方的关键证人戴维·格林拉斯。戴维长得胖乎乎的，很老实憨厚的样子，而且无论是不是场合，圆圆的脸上一概挂着微笑，像极了一尊金发碧眼的弥勒佛。
戴维说，他于1943年3月底被征兵入伍，1944年8月6日随部队进驻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蒙，做了那里基地的机械操作工，负责按图纸打磨透镜镜模，后升任助理工长。戴维说，军方只对士兵们提到“曼哈顿项目”，并没有告诉他们洛萨拉蒙是原子弹试验基地。但是8月中旬，便眼见着一批批科学家陆续到达，只不过在当时，谁也不知道那些科学家姓甚名谁。
诚如山姆·罗伯兹在其所著《兄弟》一书中所言：“作证刚开始没多久，法庭中的人们便从戴维嘴里听到了第一句谎言。”
引导戴维作证的是公诉方最年轻的成员洛伊·科恩。
洛伊·科恩：你能否告诉法庭，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得知，“曼哈顿项目”基地实际上是原子弹研制基地？
戴维·格林拉斯：1944年11月，当我太太来基地探亲时，她对我说，尤里乌斯告诉她——
“我抗议！”伊曼缪尔·布洛奇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抗议所有只有证人和他妻子之间的谈话！”伊曼缪尔的意思是说，戴维和鹭鸶·格林拉斯可能会事先订立攻守同盟，串好了台词，所以，他们夫妇之间的谈话，因为找不到第三者证明，不可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考夫曼法官否决了被告方的抗议，取证继续进行。
洛伊·科恩：你太太对你说了什么？
戴维·格林拉斯：她说尤里乌斯告诉她，我们的工作是制造原子弹。
洛伊·科恩：那是你第一次听说此事？
戴维·格林拉斯：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
事实上，根据FBI的原始审讯记录，戴维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是鹭鸶告诉他的。第二天，大概是为了保护鹭鸶，改变为从同事们的谈话中听来的。后来又变回到最初的故事，但却说成是尤里乌斯告诉鹭鸶的。
戴维承认，在他被提升为助理工长后，便有权接触某些保密资料，并很快了解到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真实身份，其中包括瓦尔特·科斯基博士。
“我相信，科斯基博士现在就在法庭上。”洛伊·科恩说着将目光转向陪审席对面的旁听席。
科斯基博士从座椅上站起来点头致意。他是公诉方聘请的专家证人之一。
戴维也转向科斯基博士，“是的，”戴维说，“就是这位科斯基博士。”又将目光收回到检察官身上。其间，记者们注意到，被告席上的依莎儿两眼直盯着弟弟戴维，但戴维即使在目光两次扫过之际，也没朝姐姐瞥一眼。看得出来，戴维这样做并不容易，也并不轻松，但他毕竟做到了。
或许洛伊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随即转换话题：“我记得你说过，格林拉斯先生，你的姐姐依莎儿比你年长几岁，是吗？”
“六七岁。”
“你是否曾经与依莎儿和尤里乌斯讨论过，我们的政府和苏联政府相比较，孰优孰劣？”
被告方律师再提抗议，考夫曼法官再次驳回。
是的，戴维说，他们经常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比较。
“他们是否具体地比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资本主义？”
“是的。”
“他们更倾心于哪一个？”
又是一番抗议和驳回。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戴维答。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次是法官鄂文·考夫曼在发问。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洛伊引导戴维重又回到1944年11月，鹭鸶专程从纽约到洛萨拉蒙基地探亲，以纪念她和戴维结婚两周年。戴维告诉法庭：
我太太说，在她离开纽约之前，尤里乌斯邀请她到他们在梦露街10号的家中吃晚饭。晚饭后，三个人聊天，我太太，我姐，还有我姐夫。依莎儿对鹭鸶说……尤里乌斯终于有机会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了，他给俄国人搞情报。然后，尤里乌斯告诉鹭鸶，我现在在洛萨拉蒙做的是原子弹的项目，他们希望我也能给俄国人搞一些情报。我太太表示抗议，但依莎儿说……
伊曼缪尔·布洛奇起身抗议。
“这是你太太的原话吗？”考夫曼法官问证人。
“格林拉斯先生正在叙述他太太告诉他的话。”洛伊帮忙解释道，“我相信，他是在尽可能地引用他太太的原话。”
“如果她当时确实使用了‘抗议’这个词，那我就收回我的‘抗议’。”伊曼缪尔说。
“她用了‘抗议’这个词吗？”法官又问。
她对我说，她当即表示反对……而且，她不打算跟我说这件事……但是他们说，我一定很想知道，我也一定会帮这个忙。他们说至少——起码，她应该告诉我。那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一开始，她问我怎么想。一开始，我很害怕，很担心。我对她说……我对我太太说，不行，我做不了这种事。她又说，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尤里乌斯和依莎儿告诉她，苏联也是同盟国，有权获得这些情报……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谈完话以后，我想了很久。第二天，我对我太太说，我同意搞情报。
她要我告诉她洛萨拉蒙原子弹项目的总体布局，楼房什么的，大约多少工作人员，等等。还有那些科学家的身份。那是我给出的第一份情报。
1945年1月，戴维回纽约探亲。戴维在证人席上说，尤里乌斯向他索要“任何关于原子弹的有价值的情报”以及可能发展的间谍名单。戴维同意连夜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交给尤里乌斯。在尤里乌斯离开之前，戴维详细地跟他讲解了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戴维自己参与制作的透镜镜模。
第二天，尤里乌斯又到格林拉斯家，戴维交给他写好的材料、自己凭印象画的镜模图纸、洛萨拉蒙科学家名单和几个“同情共产主义”者的名字。“我太太说，字迹太潦草了，最好重新誊写一遍。尤里乌斯说没关系，他会让依莎儿打字。”
过了两天、或者三天，戴维和鹭鸶应邀去罗森伯格家吃晚饭。那时候，两对夫妇已经商定，为方便行事，让鹭鸶搬去洛萨拉蒙附近的新墨西哥州首府奥勃奎克。席间，他们见到了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安妮·西多洛维奇女士。
尤里乌斯说，这女人可能会来奥勃奎克找我们取情报……但万一她不来，派了另外的人呢？……尤里乌斯对我太太说：“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件东西，作为取情报者的接头暗号。”……尤里乌斯和我太太，还有依莎儿一起走进厨房，我留在客厅里。过了不多会儿，大约五分钟光景，他们出来了，我太太手里拿着一块果冻盒子的一面……纸块已经剪开，尤里乌斯拿着另一半。他们出来时，我说：“这招儿挺绝。”因为我看出了剪开的断面相互吻合。他说：“最简单的往往是最聪明的。”
说话间，公诉人洛伊已经拿来一只果冻盒子和一把剪刀，要证人席上的戴维依照当初的样子剪出两半拼块来。果冻盒子不及巴掌大，尺寸约为8乘10乘2厘米。戴维先剪下一面8乘10的长方形，然后从中间纵向一刀，再斜向一刀，剪成了两个形状尺寸各异，却互相匹配的部分。
据说开庭以前，在FBI和公诉方的联合排练中，戴维剪过不知多少只果冻盒子。
戴维举起其中一块，面向陪审席：“这是我的一半。”
“另一半呢？”洛伊问。
“尤里乌斯留着。”
“你们后来又聊了些什么，那天晚上？”
“罗森伯格们对我太太说，钱不成问题，有人会给的——意思是说，她可以搬到那里，住在那里，就算她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
“你当时也在场？”法官插问。
“在场。”
“他们两个人都这么说？”法官在“两个人”上加重了语气。
“主要是尤里乌斯说，依莎儿偶尔插一两句……其间我太太对依莎儿说，她看上去很累的样子。依莎儿说她确实很累，因为她——”
“谁说这话？”洛伊打断戴维。
“我太太对依莎儿说她看上去很累。”
“依莎儿很累？”
“是的。依莎儿说她确实很累，因为孩子，也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太晚，用打字机打尤里乌斯给她的——给她的间谍材料。”
伊曼缪尔倏地站起身来：“我抗议证人的措辞。”指“间谍材料”。
“她是这么说的吗？”考夫曼法官问。
“她的原话是‘这活儿’。”戴维答，“她还说，她并不在乎，只要尤里乌斯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戴维继续作证说，1945年春，鹭鸶搬到奥勃奎克，租下了海尔北街209号的一套小公寓房。6月的某一天，“莱蒙”——哈里·哥德登门造访。为证实自己的身份，哈里告诉格林拉斯夫妇是“尤里乌斯派我来的”。哈里和戴维拿出各自的那片果冻盒子，对得正好。戴维交给哈里一只信封，里面有洛萨拉蒙原子弹试验基地布局示意图和原子弹部分部件的草图等资料。哈里也交给戴维一只信封。等哈里走后，戴维和鹭鸶打开来看，信封里面是500美元。
戴维这段证词中的“尤里乌斯派我来的”一语，成了本案的重大疑点之一。众所周知，间谍们在从事特务活动时都有被指定的代号。比如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叫“约翰”，哈里·哥德化名“莱蒙”，戴维·格林拉斯代号“弗兰克”，等等，没有人使用自己或别人的真实姓名。何况在当时，哈里只知道他要见的士兵叫“弗兰克”，戴维也只知道来者是“莱蒙”，怎么会冷不丁儿地道出了“尤里乌斯”？
至此，公诉方认为有必要让戴维的作证暂停片刻，由他们的专家证人出庭，就本案所涉及到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部分向陪审员们作一些解释。
来自洛萨拉蒙的瓦尔特·科斯基博士说，戴维凭印象画出的透镜是一种高聚能镜，属于原子弹引爆装置的一部分。“一般玻璃透镜的功能是聚光，而高聚能镜则是用于聚集引爆波，一股压力极高的能量。”科斯基博士指出，高聚能镜是“曼哈顿项目”的重点设计之一，在所有现存的科学文献——如教科书、论著和科技刊物杂志等——中都是没有先例的。
伊曼缪尔·布洛奇在交叉取证时问：“格林拉斯先生只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的一般机械技工，对吗？”
“据我所知，是的。”
伊曼缪尔拿起公诉方的第2号物证，戴维于出庭作证的前一天、1951年3月12日、重画的透镜镜模图纸，比划着说，这图纸看上去相当简单，相当缺乏细节，而且尺寸比例都不够精确。伊曼缪尔的意思是想说，这些所谓的“谍报资料”并不像公诉方吹的那么玄乎，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
“没错，”科斯基博士答道，“这图纸确实只能算做‘草图’，几乎完全没有量的概念，但却勾勒出了包含其中的原理和构想。”
首席公诉人鄂文·希普尔不失时机地接过话题：“从科学的角度讲，最关键的就是构想，是吗？”
“正是。”科斯基博士答。
“在当时，这种高聚能镜绝对是一种原创，一种全新的概念和设计，是吗？”
“正是。”
“你能否告诉法庭，博士，一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学专家在看到如2号物证的图纸后，可否从中抽取出足够的信息，以得出关于该试验的性质和目的的结论？”
“根据这张图纸和格林拉斯先生的描述，我应该说，是的，一个熟悉该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完全可以领悟到其中的奥秘。”
瓦尔特·科斯基博士作证完毕。
戴维·格林拉斯重返证人席。
“在你的上一段证词中提到了钱，”洛伊·科恩说，“他们有没有说那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们说是俄国人给的，还说俄国人希望我收下。”
1945年9月，格林拉斯夫妇回纽约度假。戴维说，尤里乌斯来到他们的住处，“想知道我给他带了些什么”。戴维当时很得意，这一次，他带来了“关于原子弹本身的情报”——一张原子弹的横切剖面示意图。尤里乌斯当即付给他200美元，并要他写下具体的文字说明。一旁的鹭鸶表示反对，她不愿意丈夫陷得太深。戴维回答说：“我已经陷得够深了。”
“当时都有谁在场？”洛伊问，一面展开戴维不久前为公诉方重画的原子弹横切剖面图，公诉方第8号物证。
“我太太、我姐、尤里乌斯和我本人。”
“你说的你姐，指罗森伯格夫人？”
“是的。”
突然，被告辩护律师伊曼缪尔·布洛奇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请求法官在戴维对原子弹剖面图进行说明之前，令所有旁听者退出法庭，“以确保原子弹的机密”。
法庭中众人为之一惊，想这样的要求出自被告方之口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普遍认为，或者说，以常识而论，被告方的辩护策略之一应该是竭力否认或贬低那些所谓“情报”的重要性，证明诸如此类的“泄密”乃区区小事一桩，并不会对美国国防造成威胁，因而没有必要小题大做。事实上，伊曼缪尔本人在对科斯基博士交叉取证时，才刚刚强调了出自戴维之手的透镜镜模图纸既不精确也不专业。仅仅几小时之后，便有了如此出尔反尔之举。
鄂文·考夫曼法官宣布休庭，宣布除陪审员外，其余人等不必返回。后遭新闻界抗议，又重新宣布各媒体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可作细节报道，不可复制公诉方8号物证，云云。
被告方大概也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伊曼缪尔的助手葛萝丽雅·阿格林在答记者问时解释说：“布洛奇先生的目的是向法庭表明，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爱国，一样想保障国家安全，并试图以此洗刷被告们的‘通敌叛国’之名。”随即又补充一句：“这是他在法庭上的一种临时决定，一种一时的冲动。”
第二天，第107号庭重新对公众开放。
洛伊·科恩：你把那张原子弹横切面图纸交给尤里乌斯后，又写下了一共12页文字说明？
戴维·格林拉斯：是的，我昨天说过。
洛伊·科恩：然后由罗森伯格夫人在一台手提式打字机上打出来？
戴维·格林拉斯：是的。
洛伊·科恩：你知道打完字后，原稿是如何处理的？
戴维·格林拉斯：原稿先搁在一只炒锅里烧成灰烬，再放水冲掉。
洛伊·科恩：谁干的？
戴维·格林拉斯：尤里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