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因而，当潮汕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企业家信息》2006年第三期《中国商帮探秘》
儒商文化既是个宝贵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孙丽萍认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地域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厘清和重构，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六、管理者能从现代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论述中得到哪些启发
国学不仅仅是固有的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现代有关我国人文的学术研究。晚清李鸿章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这一变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强以及现代文明的到来。如果没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学术分科进入中国，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一些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当作异域风情介绍给本国读者，其中多数是对中国人的直观描述，其中以美国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影响最大。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开始研究国民性，其中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祥林嫂》、《孔乙己》等最为典型。鲁迅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混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鲁迅用艺术的手法书写20世纪的中国现状，批判国民性，以期国民从铁屋中觉醒。其后李宗吾的厚黑学、李敖《丑陋的中国人》、黎鸣的《中国人批判》等一系列思潮都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以偏激的话语发泄对国人的不满。
与之相对，也有从相反的角度书写中国人的例子，如辜鸿铭和林语堂。1915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无独有偶，另一位精通西学的文学家林语堂在也从正面阐发中国人精神，即《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这本书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文化等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1935年写作该书时正值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林语堂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国民的自信，共同抗击日寇。
与林语堂一样，钱穆先生作《国史大纲》也是在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所不同的是钱穆侧重于考察中国历史的得失，余英时将其概括为：为故国招魂。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这个历史答案而独辟蹊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在抗战前夕写成的。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出版社，2003年）。
当时带着保国保种深入研究历史社会的学者还有很多，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现代中国生长的起点。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是世代定居，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似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继而指出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总结和概括从未停止过，而且仍将继续下去。除了本土的学者，许多海外学者也对中国产生兴趣。其中以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柯文等人的中国中心观到加州学派“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等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研究走向。与这些学者的精深不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更为大众瞩目，因为黄仁宇写作的特点，他的观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与其说他的结论是历史的，毋宁说他的着眼点是现实的。黄仁宇着力探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遇到阻力。为什么西方的管理理念在中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尴尬事，人们或许从上述及其他更多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