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这是一种浩博精神的结晶，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晶。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世纪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柳鸣九）
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30年之久。
历时30余年，从1828年起构思，到1845年动笔创作，直至1861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30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1830年，在他的剧本《欧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1848年革命，以及1852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意味着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而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着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李玉民）
维克多·雨果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的文学活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也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走过弯路，但是他始终怀着充沛的社会正义感和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创作，因此成为永远为世人景仰的伟大作家。
1802年2月26日，雨果生于法国东部的贝藏松。他的父亲出身平民，曾经参加了拿破仑军队，但在波旁王朝复辟后，因为得到了将军、伯爵的头衔而宣誓效忠波旁王朝。母亲则一直是个保皇派。由于家庭的影响，青年时代的雨果政治立场保守。他早期的作品大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很多是反对革命、拥护波旁王朝的。如1819年创办的《保守文艺双周刊》，1822年发表的《颂诗集》。并且因为其中歌颂了王朝和天主教而获得国王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1823年和1826年先后发表了小说《冰岛魔王》和《布格·雅尔加》，都不成熟，而且后者流露出保皇主义倾向。雨果在查理十世上台后，政治态度开始转变。1826年，他与维尼、缪塞、大仲马、诺缔埃组成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雨果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序言》，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序言》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对当时文学艺术的解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29年雨果发表了浪漫主义诗集《东方吟》，表达了他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同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是雨果抽象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表现。1830年2月25日演出的在法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划时代作品的《欧那尼》，体现出雨果在《序言》中提出的艺术自由的思想，标志着浪漫主义戏剧对伪古典主义戏剧的胜利。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雨果创作出歌颂革命的颂诗《年轻的法兰西》。1831年，雨果完成了浪漫主义长篇小说杰作《巴黎圣母院》，抒情诗集《秋叶集》，并上演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墨》。此后，雨果相继发表了剧本《国王取乐》、《吕克莱斯·波基亚》（1832年）、《玛丽·都铎》（1833年）、《安日洛》（1835年）、《吕意·布拉斯》（1838年）；诗集《黄昏之歌》（1835年）、《心声集》（1837年）、《光与影集》（1840年）；小说《克洛特·格》（1834年）以及杂文《文学与哲学札记》（1834年）。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充满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精神。
1843年他的剧本《城堡里的伯爵》上演遭到失败，宣告浪漫主义戏剧繁荣的终结。此后几年，雨果的文学创作处于沉寂状态。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虽然思想有过动摇，但最终坚决地支持共和。在1851年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时，雨果反抗失败，被迫流亡国外。
雨果在19年的流亡期间，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他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诗集《静观集》（1856年）、《历代传说》（1859年）、《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年），还有著名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1年）、《海上劳工》（1866年）、《笑面人》（1869年）以及文艺评论《莎士比亚论》（1864年）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雨果回到巴黎并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普法战争期间，雨果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并为抗战捐款。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雨果虽对起义缺乏理解，但还是毅然挺身而出，为公社辩护并提供住宅为其避难。1872年发表了《凶年集》，表达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思想感情。
1874年，雨果发表小说《九三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1877年后，雨果还创作了一些诗集、戏剧和政论等等。
1885年5月22日，雨果在巴黎逝世，被安葬在伟人公墓，法兰西举国志哀。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另一部浪漫主义杰作，也是他第一部取得巨大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故事发生在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时期，道貌岸然、心肠毒辣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看上了美丽纯洁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他指使教堂里面目丑陋却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劫持爱斯梅拉达。不料爱斯梅拉达被弓箭队队长弗比斯救出，并爱上了这个轻薄的军官。克罗德因此怀恨在心，开始残酷地迫害这个无辜少女。他刺伤弗比斯并嫁祸于爱斯梅拉达，将她处以死刑。卡西莫多怀着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慕之情奋不顾身地在刑场上救下了她，并藏在了教堂顶楼。但是最终爱斯梅拉达没能逃脱被专制阶级处死的悲剧命运。在她行刑之日，卡西莫多将克罗德从楼顶推下摔死，并且失踪。两年后，人们在墓地发现了他和爱斯梅拉达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尸骨。雨果在小说中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封建统治的罪恶，赞美了下层人民舍己为人、勇于斗争的精神，表现出作者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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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小说描写了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本已经逃走，但是为了救出困在大火中的三个孩子，他又重新回来，结果被捕。革命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被他的行为感动，于是私自放走了他，并因此获罪，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如同一部壮丽的人道主义诗篇。雨果由此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