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飞鸿电影”对于香港社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所有当时的“黄飞鸿电影”都主题正确，对社会有正面的教育意义。它们都是教导人应该忠孝仁义、尊师重道，这也是关德兴在拍片时的要求。其实这样的主题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过气了。
我觉得“黄飞鸿电影”已经风光不再，李小龙和成龙也把功夫片拍到了尽头，现在是“21世纪杀人网络”的时代了。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黄飞鸿的记载中，以林世荣弟子朱愚斋写的《黄飞鸿别传》为最早，朱愚斋当时谈到了很多的武术渊源。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很有吸引力。现在如果还要继续拍黄飞鸿的话，也应该多一些涉及中国的历史和武术渊源。而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
1963年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港台
李翰祥：三十年细说从头
在李翰祥为邵氏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一段情节是导演指导演员拍吻戏，结果导演和女明星吻得太投入舍不得放，旁边的男演员拉拉导演的袖子说“导演，导演，长过李翰祥了。”只要是稍微对李翰祥有所了解的观众大概都会为这样的自嘲大笑不已，不过影片后半部分李翰祥再度自嘲因为拍戏用道具要求逼真而没人请他拍戏，以及年岁渐长没什么新花样了等等话语，听来就颇为凄凉和无奈。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创作困境，也是一个时代的电影潮流渐渐没落的征兆，甚至那也正是邵氏辉煌的尾声。不过影片最后李翰祥现身说法，表示人生总有起落，片中所说有真有假，都不必对此太过认真，显示出大师胸怀，清醒的人生感悟表达得幽默且豁达，不愧为影响后世颇深的一代大师。
试说一个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在香港电影史中李翰祥是一个令人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如果从影片风格推论导演性格为人，遇到李翰祥就难下断语，他编导的影片格调有正有邪，正邪之间还有一批亦正亦邪，亦庄亦谐，艺术水准参差不齐，风格流派截然不同的影片。
内地观众最熟悉的是《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渴望中华民族崛起的迫切愿望。这展示了正人君子的一面。
李翰祥长于说古，疏于论今。说古就是为了论今，只是他把自己的直接动机隐藏得很深。他从女性形象切人历史。大凡在历史上留下政治印记的女性，他都让她在银幕上亮相，从《嫦娥》、《西施》、《杨贵妃》、《貂蝉》、《江山美人》等片名可以想见他的偏好。最下功夫，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是写慈禧太后的影片，《倾国倾城》、《瀛台泣血》、《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西太后》，可以构成完整系列。他把宫廷当作家庭来写，以家庭情节剧的框架描述历史风云，将正史风情化，野史正统化，或许为文人学者所不屑，却正好适应了一般观众的趣味。
其实李翰祥拍摄清宫片就是抒发政治抱负。40年代末在北平，他因争民主闹学潮，受国民党政府逼迫，中断美术学业，毅然客走他乡，辗转到香港，投入电影圈，此后再也未见这种血气方刚之举，但是在他的历史片中总能察觉他内心有一种不安分。虽然不再直接过问政治，但看来对政治似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有一种社会启蒙的责任感。这种隋绪多少影响了他塑造的人物，最典型的是西太后，他的初衷是将她当作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万恶之源，影片一路拍下来，却写尽她的野心勃勃，翻云覆雨，成就一番伟业，不像千古罪人，反倒像一位雄才为咯的女性政治家。大慨将心比心，他多少有些佩服她的政治手段和阴谋。为历史注^忧患意识和个人情怀，也许不是史家应有的写作态度，但却可能成为执导历史片的成功之道。因为观众可能喜欢这种更有人情味的方式远胜过说教。
李翰祥最易为人诟病的是他开了风月片先河。仿佛一个人本来光明磊落，粘上色情，一失足成千古恨，被定性为一个灵魂深处猥琐下流的小人。有些好心人爱护他的声誉，多把责任推给邵逸夫，说每逢电影业不景气。邵老板就要逼着明星脱光了拍片救市。其实看风月片中李翰祥显示出的创作状态，才思敏捷如天马行空，洋洋自得游走于邪正之间，丝毫不像被逼下海。这多少暴露了他内心真实性情的另一面，放荡不羁，风流而不下流，邪狎又不失谐趣。
风月片这个概念似乎是专门为他拍摄的一类三级片准备的，有意用来区隔它与一般色情片。李翰祥是最早意识到身体本身魅力的香港导演，《风月奇谭》、《风流韵事》、《金瓶双艳》、《声色犬马》等为其代表作。他成功在于从改编《金瓶梅》人手，创作灵感多取自中国文人雅士的勾栏文化与凡夫俗子的青楼文化经验，他主观希望在雅与俗之间寻找发挥才能的空间，既要活色生香，又要避免低俗下流。当然有时难免顾此失彼。
李翰祥不能算是一位自觉的文化使者，他一生或为避祸，或求发展，或因转型，奔走于内地、香港、台湾之间，无意中却促进了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电影受南下电影人带来的成套的上海电影经验与外国电影观念影响，李翰祥(还有胡金铨等人)将中原文化融入香港电影文化之中，逐渐被香港观众接受。他的敏感在于，能够将中国文化元素转化成香港流行文化，中国电影《天仙配》在香港街头传唱一时，引发他突发奇想，创造出黄梅调电影，占领香港影坛数年。60年代他自组公司到台湾发展，带去香港电影经验，促进了台湾民营电影业的繁荣。80年代到内地开始合作拍片，又使内地电影人近距离地借鉴了香港电影制作与创作经验。李翰祥电影在港台地区及东南亚华人界走红，表明这些地区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渴求。
喜剧片、历史片、神怪片、稗史片等在邵氏家族创办天一公司时就是打天下的制胜法宝，数十年后，经李翰祥改造，日趋成熟。他和朱石麟、胡金铨等一批内地来港的电影人一道，为香港传统电影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香港电影新浪潮本来是以他们为对手的，但几年后新浪潮式微，徐克等新一代电影人纷纷沿着李翰祥等人开辟的道路前进。而他的消极面也显露无遗，有人把风月片发展成色情片，原有的一些艺术性也销蚀殆尽。
1963年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
李行：寻找温情理想和灵魂居所
回首上世纪6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风潮，这边厢内地电影无奈地被牢牢捆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长达十余年，那边厢香港电影在邵氏公司的推波助澜下正兴起越来越猛烈的电影商业热潮和娱乐热潮，而此时的台湾电影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1963年，对于台湾电影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那年夏天，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创造空前卖座纪录。1963年开始，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台湾的电影业，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等片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就李行本人的创作表现而言，60年代也是他导演生涯中的一个黄金时代。
“家”与“大家”的襟怀在1949年至1979年间的台湾电影史上，李行是一位风格明晰、成就卓著、影响重大的电影导演。从1958年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李行相继导演和编导了一系列台语影片以及36部(段)国语影片，其间，先后创办过自立、大众、天下等影业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台湾电影文化公司运作以及两岸三地电影交流事宜。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电影企业与电影事业家，李行参与并见证了台湾电影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李行电影也以其归家的念想和道统的坚守，将台湾电影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是李行在自己的第一部国语影片《街头巷尾》中精心营构的一个灵魂的居所。这一个灵魂的居所，位于高楼大厦的都市的边缘，外表虽然残破，内里却无比坚定。一批身处台湾的外省人，职业虽然低贱，精神却高昂如歌。他们或捡拾垃圾，或蹬三轮车，或零担卖菜，或人前卖笑，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安安分分地生活和做事。《街头巷尾》里的“家”，不是一个由单纯的血缘之亲构成的生存实体，而是一个由温馨的老幼之情编织的理想所在，它既指涉台湾之外的“大陆”，又导向现实之外的“文化。这样，归家的念想便被涂上一层强烈的文化追寻意味，寻根的梦幻在台湾电影中第一次以如此写实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街头巷尾》里，李行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成为填补家庭“残缺”并最终替代家庭的最好方式。因此，正如影片片头字幕表达的一样。充满着爱心的社会才是进步和希望，它超越家庭，引领着人们回到真正的“家乡”。
为了在银幕上呈现出“家”的重要性和完整性，跟《街头巷尾》和《养鸭人家》一样，《秋决》也以老幼之情替代血缘之亲，并虚构出一个狱中成婚、接续香火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更有意味的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奶奶和牢头对杀人犯裴刚的慈爱之情逐渐加强，而裴刚对奶奶和牢头的孝敬之心也从无到有。直到影片结尾时升至高潮。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棚户，还是在监狱，“家”都是主人公克服孤独、战胜恐惧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街头巷尾》和《秋决》等影片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台湾电影里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遗绪，而且可以感受到一个出生于内地的台湾导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通过电影展示给观众的一种超越了血缘甚或家族的人道主义襟怀；沉浸在这种人道主义襟怀之下，希望寻找温情理想以及灵魂居所的电影观众，将会与李行产生共鸣，并始终在丰盈的爱心中沐浴中国传统人伦之光。
“健康写实主义”得自美国《读者文摘》编辑风格的启发，此类影片在描述社会生活的同时，欲避开呈现社会黑暗面，也不直指其肇因。体现出所谓的“六不”：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仇恨、不带悲观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其创作精神更接近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论，而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李行坚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及其“坚持艺术思想，不向市场低头”获得台港电影界的很高评价，但是他观念上的保守和批判现实精神的缺乏，也渐受质疑。进入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出现，首先就是要区别于“健康写实主义”。
1962-1964年百花奖掀开群众性电影评奖历史篇章
百花奖：从盛放到夭折
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前人们一直简称它为中国电影双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界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两项国家级的电影评奖活动。
当我们回首在上世纪严峻政治局势的襁褓下“出生”的百花蓓蕾时，一段黯然隐人历史深处的事件渐渐显影。我们寻找到当年曾经参与“百花奖”统计记录工作的王雄老先生，他也是原影协办公室主任。时隔整整40年，这段被封尘的历史才显露出来，让人们重新认识。
一段历史的遗案1964年3月1日，第三届百花奖开始征集选票，得到选票近90万张，共评出15项45个奖。原定于6月下旬颁奖，但获音乐奖的《怒潮》被诬陷为是替彭德怀翻案，如按结果发奖，定会招致围攻和批判。无奈之下，影协只能佯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最终拖到年底，不得不违心地自诬获奖影片没有体现党所倡导的文艺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呈请上级批准撤消此次评奖。至此，百花奖黯然隐入历史深处。
从诞生说起1961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中国影协立即在所属的电影刊物《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上开展“四好”的宣传，并积极筹划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关于奖项的名称曾经过反复的讨论，在王雄老先生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1961年9月12日为这项群众电影奖命名时的情况。当时影协书记处书记黄钢曾提出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由于名称过长念起来也不太顺，后来又提出是否叫“百花奖”、“工农兵奖”，大家一致认可“百花奖”这个名称。
最终定下来名称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由《大众电影》的读者评选出获奖国产影片。该奖设立故事片奖，分设最佳故事片、编剧、导演、女演员、男演员、电影配角(正角或反角)等15项大奖。
12万名读者的评选首届由当时在群众中影响甚巨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主办，近12万名《大众电影》读者评选的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田方等各界领导出席。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还为获奖者题词，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连做奖杯的铜都没有，所有获奖的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这些文艺界领导们的墨宝作为奖品。
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联欢，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