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天午后，那个永远铭刻在瓦兰婶脑海中的“鼻凹处有一个大大的黑痣”的男人出现了。仇恨的瓦兰燃起了烈火。“接着四周是一片冲天的火海。她疯一样搂住了那个人，火势在久旱的大地上直冲云霄……”小说篇幅虽然有限，但加给人物的倏然遭际以及因之而来的剧烈的心理冲突，通过频率明显加快的叙述语言及其诗意悲情的烘托，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是的，小说是“人学”，怎样才能真正了解人、认识人、把握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开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内心奥秘，向纵深方向对人的灵魂来一番大胆、勇敢的探索。”（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94页）在安庆那多情的笔下，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瓦兰婶”的，那是一种采取了对于瓦兰婶外柔内刚性格而言的不无极端和偏执的细腻描写，从而塑造了一个为复仇而玉石俱焚的殉道者的形象。在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道德的“神圣”和殉道的“悲壮”之余，仍然能够从中嗅出此“神圣”、此“悲壮”下思想传统的守旧及其与现代精神发生龃龌的愚昧。但这些已明显地不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作者的用意只是通过一个惨烈的复仇故事，烘托一种久违了的“宁折不弯”的诗性精神。尽管它与现代意识并不一定显得那样合拍与协调。
与“瓦兰”同名的主人公，在安庆被普遍看好的《加油站》（原载于《当代小说》2007年第9期，转载于《小说选刊》2007年第lo期，入选《2007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里，得到另一次全新的阐释，这无疑是“瓦兰”肉体与灵魂的浴火“涅槃”。现在站立在主人公面前的是她所遇到的三个男人：丈夫李铁——因耐不住旷野的荒凉，离开了加油站；同伴罗旷远——没有肌肤之亲，是道德化身的奉献者；过路司机——“一夜情”的象征符号。此“瓦兰”非彼“瓦兰”。如果说，彼“瓦兰”，为保护名节而与仇人玉石俱焚的话，那么，此“瓦兰”，则为自己情感的付出，而不惜一切代价，生养无父的婴孩并决心与罗旷远一同生活下去。“小说以细腻的语言，刻画了主人公对：惑情的守望以及守望中的矛盾心理，描摹了灵魂坚守与情感渴望的复杂心态。”（《小说选刊·责编稿签》2007年第10期）如果说善良的罗旷远是“道德化身”的“超我”；那么，知难而退的瓦兰丈夫李铁应是“社会凭色”的“自我”；瓦兰则是喷发“原始强力”的“本我”。瓦兰的“原始强力”在于她对旷野大地的热恋、对人生本能的执著。在她那迷蒙的眼里，过路的司机与她那因过分热恋于旷野大地而被压抑已久的“情欲”发生了沟通与对流：
男人赤着膊，宽大的身架透出一种力量，肩胛骨高耸像两座山架。她有些入神地站着，男人的目光这时候从窗前折了过来，那双眼在雨中的深夜没有一点儿疲惫，门缝慢慢地拉大，她被那双目光睃得有些迷糊，那种目光里甚至透着一种欲望，那欲望此刻在男人的目光里愈燃愈烈。她的双乳突突地颤动起来，眼里好像不自觉地迷蒙了一层东西。男人就是这时候拽过了她的手，就是这时候把她捏住的。
这种“原欲”式的描写，在当下文坛，并不是一桩新鲜事。从弘扬真正人性的全面复归来看，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有意义的则是仅仅一年光景，从《棉花地》到《加油站》，诗意的安庆发生了一次“诗意”的跨跃——从传统意识向现代意识的跨跃，这是一种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全面跨越。这对正在创作高峰期的作家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我们现在可以来讨论有关“底层写作”的话题了。顾名思义，“凡是反映广大底层民众生活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作品，都属底层写作”。不论是高尔基早在1902年写的《底层》，还是“五四”以来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可称为底层民众的写作。如果作为一个近年流行的概念俗语来看，所谓“底层写作”，主要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创作的那些反映下岗职工、农民工以及其他底层民众生活的写作”。（王庆生《底层写作与社会和谐》，《长江文艺》2008年第4期73页）安庆来自于豫北农村，他笔下的“农民工”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来到高厦掩映、灯红酒绿的城市中“淘金”。然而，他们的“打工”生涯，往往伴随着异乡的漂泊、身份的确认、权益的保障、生活的困顿、精神的焦虑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也许正因此，有些“流行”作家，趁着“市场化写作”的盛行，而将写作的目光倾向于产生这些林林总总的困难的负向描写，在所谓直探“本我”人性的写作策略的装饰下，去追求激活感官的市场最优化效应。然而，安庆的“底层写作”不骛时尚，不屑于对某些所谓“邪恶”“阴冷”及“畸怪”的事物与人物的钟情与铺染，而是怀揣一颗纯净明彻的诗心，去寻觅在这种种的“艰难”下面的缕缕温情。他在《酒福》（载于《延河》2007年第2期）里塑造了一位在艰窘生活的磨砺中，独立支持，以一颗善良的心，拉扯男友前妻的儿子艰难度日的贫弱女子穆小丽。她乐观、自信、坚强，当她再一次听到男友在煤矿受伤致残的不幸消息时，不弃不离，而且在电话里更加坚定地告诉男友：“木头，那酒福我还等着和你一起喝呢，你等我，我就过去，我现在就过去，木头，你等着我，好好地等着我……”这是一种生活的信念，一种抗击厄运、独立自觉的人格操守，比起不少作品描写自甘沦落、以傍大款为荣的“打工妹”，更有一番在拮据生活面前的沉稳与坚忍。
安庆的中短篇小说，越往新近靠拢，似乎越呈现一种诗意淡化的倾向，给人一种越来越“像小说”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一位由钟情于散文化创作的作家嬗递的必然蜕变。然而，我们在不忍看到纯情的安庆丢失自我的同时，也欣慰于安庆小说诗意的淡化，并非绝对的淡化，而是将他的浪漫诤情更深地蕴藉于作品的结构底层。特别是随着作者笔下故事情节的复合处理，其鲜明的人生价值判断与浓浓的诗意一同附着于故事的运行与情节的拓展之中。比如在“底层写作”的文本中，安庆也必然涉足于这些有着多舛命运的“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原态与生存实境的叙述上，却又体现出漾溢于其间的“善”与“真”，从而给人以在竭蹶命运、辗转生活下的脉脉温情。
当下文坛，一些过于敏感的作家们，因受到外国文学片面阅读的影响，“往往更注重那种所谓的人性的复杂性、描写的繁复性等等元素，似乎忘记了文学的终极旨归，更为热衷于混乱、怪诞以及邪恶的呈现，这简直成了一种新的‘纯文学恶俗’”。当然，这种不正常的现状有着一定客观原因。“这可以看成在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审美自觉，也可以看成西方对陌生文化‘窥视’并寻求精神安慰想象的需要。”（施战军《文学的份额和民族标识》，《人民日报》2008年9月18日16版）但是，作为一名正直的作家，更倾向于让他的人文情怀扑向社会“底层”的辛苦之中。即便他没有直接的艰难生活的体验，也会由于悲悯情怀的烛照，而使创作活动焕发出思想的光辉，去映亮当下社会中某一个更为沉重的角落。“托尔斯泰并没有贫寒的生活经历，他是一个贵族，衣食无忧。可他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痛苦，为人类为农奴，他艰难地进行灵魂的苦斗。”（杨光祖《作家的胸襟与作品》，《人民日报》2008年9月18日16版）安庆由一位深情的歌手转向对当下中国芸芸众生，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关注，不屑于追“风”、跟“时尚”地对所谓魑魅异怪等社会诸象的猎奇，而是敞开他始终乐观向上的诗意情怀，在困厄之中给人以力量，在艰难之中给人以温情。就如他在一篇题为《温暖的村庄》的散文里所叙说的那样：“从村庄走出的人，无论走多远，有了多大的变化，都还会回来看她。”诗意的安庆，与他那诗意盎然的小说一样，不论走多远，走向何方，都不会忘记他的“村庄”——永远给人以温情的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