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生长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背靠一座大山，有三四十户人家，全靠顺垄沟捡豆包过日子。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间炕头上有五六个孩子的私塾馆。
私塾先生刚五十出头，人就称他“老先生”，那时人背着个穷字，就不经老，又兼他留个山羊胡，有点驼背，这就顺理成章地称他为“老先生”了。他说话时常捋一下山羊胡。他小时候也是个念私塾的，据说饱读四书，一肚子墨水。村里人部两眼墨黑，摸不着他的底。只是有一次从城里来了个大洋学生，背地里称他为“冬烘先生”，可什么是“冬烘先生”
村里人不明究竟，我们更不懂得。
私塾先生有一杆旱烟袋，钷锅铜嘴乌木杆，抽起来满屋都是浓烈的蛤蟆烟味。谁若淘气，他打一：洇袋锅子，脑袋上准起个包。他一年只买的一本书是《皇历》，但他却把前边一大堆人物像，如什么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等等，都统统扯下来擦屁股，我们“出恭”时常常在茅坑里看到。
他对学生管得很严，我们一天到头都得规规矩矩坐在炕桌旁，像念经一样念书。他从不开讲，我读了也不知什么意思。谁上厕所都得翻过来“出恭”的牌子（另一面为“入敬”），谁忘了就得挨训。连拉屎撒尿，他也全管着。
一天上下午背两遍书，谁不会得挨手板，手板是一尺多长的硬木板子，打在手上可疼了。有一次我书未背下来，挨了三板子，手心肿了。我直喊：“妈呀、妈呀！”他说别喊了，这一疼你就记住啦！
他整日里板个面孔不开晴，就好像谁欠他两吊钱似的，我们都说他是冰窖里的一块石头，没一点热乎气。我们又怕他，又恨他，总合计着要坏他一回。有人说在他住的房顶上弄窟窿，一下雨把他的行李都能浇湿了。
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一天趁他外出办事，我们就上房把苫房草给掀起一块，又用草虚盖上。过几天一下雨房子漏水，他的行李全浇湿了。我们又开心又害怕，心想这回可捅了个大娄子了，准备着挨揍吧！可出乎意料，他竟没有追查，只自己上房去用草苫盖一下，什么也未说。邻居问到他说是风刮的，我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以后见到他总觉得欠了他点什么似的。
那时学生没钱交学费，就每人交二升高粱米或包米渣子，当然也有人交小米的，那算细粮了。此外，还要拿一小碗豆油来，是给老师做菜用的，有个学生家里没有豆油，就给老师拿一块风干的猪肉皮来，让老师做菜时拿它先蹭蹭锅。他家就是拿这块猪肉皮蹭锅待客人的，平时还舍不得用。私塾先生接过这块猪肉皮出了半天神，心里很沉重。他把那块猪肉皮吊在房梁上，我们一上学就看见了它。看见了它心里就翻腾，总有点酸溜溜的不好受，当时乡下人真穷到份上了！
那时村里人好议论国事，乱说一通。但他从不参加，他好像对军阀的纷争，从来都反胃。可一天从沈阳传来消息，说日本鬼子占领了沈阳，开始向各地推进了。这天上课时，他突然把我们叫到身边搂着我们放声大哭，他说：“孩子们，我们要当亡国奴啦！”那时我已九岁，懂点事了，我们这群孩子就跟着他一起哭……
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村里人都不知他去哪儿啦。一天抗日义勇军开过来要去打县城，村里人看见了他，腰上别着那杆旱烟袋，背着原来那个旧书褡子，那里装着笔墨纸张，他给抗日义勇军当上了文书。驼个背紧一步慢一步地跟着队伍走，我们几个孩子看着他那张苍老而又带着几分兴奋的老脸，眼睛都湿了。我一冲动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说：“老师我也跟你去吧！”
他板着面孔，一甩手把我甩得老远，厉声说：“小孩子家不得胡来，以后有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
随即大步向前走去，头也没有回。
我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他，有点心酸，禁不住掉下来几个眼泪疙瘩。
他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