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福临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之良策，把内院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顺治十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福临来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
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道：“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大臣们回去较早，平日不是这样的。”
当时仅有15岁的顺治帝训诫说：“想要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亲自做起，有过就改，你们每人也应该自勉。”这不是福临的虚伪，他曾在内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得天下太平，还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从此以后，顺治帝才对汉文化有了一种全面而且深入的理解，思想上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洗礼，这已使他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汉文化主体，也使他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汉文化里学会了与其祖先全然不同的治国之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要求最高统治者行王道、施仁政。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对泱泱汉人显然不是长久之策。这位年轻的君主为着汉文化而沉醉，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心驰神往，而从满蒙文化受到的启蒙教育，又使他对北方少数民族具有相濡以沫的特殊情感，这种南北文化的融会，最终使他成为一名不逊于历史上任何有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帝王。
2 出手快——整饬皇族八旗
福临终于鼓起勇气，向危害社稷苍生的弊政开刀。但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帝要求享有特权的保障。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年轻的顺治怎样摆平这一切？
清朝的八旗子弟入关后，为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于顺治元年在京城内设八旗左右翼官学，专收八旗子弟为学生，学习满汉文兼习骑射。顺治皇帝亲政后，针对八旗子弟懒散玩烈的不良习气，适时调整制度，谕旨严加管教八旗后代。
顺治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大臣奏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备作循良之选。但是学校未兴，科举考试未行。先帝在盛京爱养人才，开科已有成例，今日正当举行。臣等酌议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提学御史考试取入顺天府学，乡试，作文一篇；会试，作文二篇。优者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职，于是方能使人向学，进取有路。顺治接奏后，认为可行。
顺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宗人府衙门就工科副理事宫三都的意见，议定：每旗各设立一所宗学，每个学校用学行兼优的满汉官各一员为师，凡未受封宗室之子年十岁以上者俱入学，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过则训责，大过则上报。其亲王、世子、郡王、亦应各选满汉官一员，讲论经史。贝勒以下，应勤加讲阅，以表示重视宗室人才的培养。皇帝于是有旨：每旗设满洲官教习满书，其汉书听从其便。
顺治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针对各旗子弟贪玩放荡的习气，顺治谕礼部：听说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以及其他人等，年当幼少之时，皆以踢石球为乐，本朝常习艺业，骑射之暇，旁涉书史。命令各该旗的管教官员，即行严禁。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礼部转发吏部官员苗澄等人的报告说、八旗子弟应在每旗选兼通满汉文义者各一员，令其教习，三年考核一次，如果教习子弟有成就，多蒙任用者，即将教习之员升迁纪录；如果不尽心教习子弟，以致不堪任用，其教习之员，听吏部议处，只有这样，八旗子弟才能都兼通满汉，足以任用供职，而教习人员亦各知所惩、各知所劝。顺治帝阅后，完全同意，命照此执行。
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针对八旗重文轻武，上谕，吏、礼、兵三部，限制八旗人参加科举考试。谕称：我国家创兴全靠治兵有法。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致军事较前相差甚远。详究其源，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升用，及各部院衙门考取满洲官员，徒以文字由白身优升六七品官，得吃俸禄，未久，又提升副理事、主事等官，得免从军之役，各部院衙门一事数官，以致员缺居多，无不乐意部用。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俱令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律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勤敏，该堂官详细考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升补他赤哈哈番。至于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应披甲当差的人，一律充兵役，不得借故躲避，违者治以重罪。其每牛录下子弟一人读书，仍遵前旨行，各部院衙门缺员，即以读书子弟补用，不得取用闲散的人。旧例官员遇恩诏及考满，俱得照顾一子入监读书，如常令读书，补授文职人员仍多，那么就会只尚文学不习武事，其照顾人国子监读书各官子弟，尽行停止，令其学习武事，即于武职补用，自今以后送监读书者，暂行停止，侯太平之日，仍照旧进行。
这样，八旗子弟学武习文，目的在于使他们达到文武双全。皇帝的愿望虽好，可惜八旗子弟不甚争气，最终堕落成为奢侈腐化的寄生虫。
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实行了一种为满人圈地的政策，以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到了顺治帝当政之时，他们“圈地圈够了”，这一制度虽然使满族人得到了利益，同时也养成了他们恶劣的习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所以在顺治十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清朝入关前，往往掠汉人为奴隶，视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夺走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从根本上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帝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的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的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又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其实，他心里明白逃人法害民之烈，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裀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大臣会议定李裀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议政王大臣们竟得寸进尺，将逃人法进一步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白白丧命！
福临终于鼓起勇气，向这一危害社稷苍生的弊政开刀。
顺治十三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各牛录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嗯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蒸民、朝廷赤子？令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在福临的攻势面前，议政王大臣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顺治十四年二月，福临改定逃人法，窝逃犯免死罪；顺治十五年五月，福临又下了一道更厉害的谕旨：
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先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这道谕旨，实在是一次政治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真是破天荒！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满是汉，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然而逃人之祸，也就自此渐渐停息了。仅仅为一个逃人法，身为大清皇帝的福临，得用亲政后的整整八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何况其他那些重大的新政建设、旧制革除。
顺治不仅对八旗子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还对既是他的皇族又有赫赫战功的贵戚进行了整饬，他的叔父和硕武英亲王阿济格便是很好的一例。
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长，还是福临的叔父。该人粗鲁无文，魁梧的身躯，面貌丑陋，出痘后落下了一脸麻子。眼睛看起人来令人生畏。也许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同为努尔哈赤嫡子。他没有得到他父王的喜欢，太祖时期，多尔衮、多铎都封为贝勒，阿济格只是个台吉。太宗崇德元年，大封诸王，多尔衮、多铎为亲王，阿济格只封个武英郡王。直到顺治元年，他从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多尔衮趁此机会封其和硕武英亲王之爵来表示他打仗勇敢，不怕死，立下过不少战功。这缘于他是多尔衮的亲兄弟，多尔衮有意扶植他。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忠实的膀臂；但他又实在缺乏政治头脑，比如他竟在自己的亲弟弟多铎死期里与之争功，说多铎在追击李自成的庆都、淹关、西安诸战役中没有什么明显功绩，不应该对多铎的子弟优遇封爵；还说郑亲王是叔父的儿子，不应该称做叔王，他是太祖的儿子，皇帝的亲叔父，应该称“叔王”等等。多尔衮不得不斥责其狂妄，禁止他参与部务，交结汉官。多尔衮的摄政期间，阿济格所属只有13个牛录，不到半旗，并未得到太高的礼遇。
多尔衮死在喀喇城，当时阿济格跟在身边，错误地以为摄政一死，接替摄政者非他莫属。忙派出300骑兵，赶往京城，欲先声夺人，控制形势。同在行营的大学士刚林发觉情况有异，立刻上马，日夜兼行七百里，入京告变。结果比阿济格的人马先到一步，京城有备，九门尽闭，英王人马一到，成了瓮中之鳖。阿济格随多尔衮的柩车进京时，还以为能得到其子劳亲的接应，不料毫无动静。愚钝的阿济格仍毫无觉醒，继续异想天开地为自己摄政制造舆论，说什么多尔衮生前曾对他说，对抚养多尔博甚是后悔，说多尔衮将劳亲取入正白旗，就是想以劳亲取代多尔博，而且“两旗大臣堪称劳亲之贤”。又怂恿被多尔衮立为理事之一的博洛说：“原来让你们三个人理事，如今摄政王死了，为什么你们不商议一下，推立一个摄政的人呢？”暗示应该推他摄政。
多尔衮在世时，多尔衮的属下尚不服阿济格，如今多尔衮已死，怎能听阿济格指挥调遣？他们都去揭发阿济格有为乱之心，列了许多罪状，可笑的是首要的一条罪状竟是诸王五次哭临多尔衮灵前，并为守灵而阿济格独不至。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昔日受多尔衮压抑的势力趁机抬起头来，枪打英王阿济格这个冒冒失失的出头鸟，不久，即以谋逆的罪名幽禁了他。诸王会议没收原属阿济格的13个牛录，归于福临所属两黄旗下，将他从多铎那里得到7个牛录，拨还多铎之子多尼。投充其下的汉人全部出旗为民。除留部分仆人和300妇女为其服役，其余人口、牲畜全部入官，劳亲受其父牵连，降贝子，夺摄政王所给4牛录。
阿济格一直未把福临放在眼里，认为他是个小孩子，平时很不尊重，他的一些藐视皇上的言行随着福临渐渐长大成熟，深为福临所厌恶。多尔衮柩车进京，福临迎丧时，阿济格又身挎腰刀出现在福临面前，被一些人告为图谋不轨，福临也不禁为之心动。所以议政诸王对阿济格的处理，福临是同意的。福临当时只想囚禁他，尚未想立即置之于死地。可是阿济格不服囚禁，竟然私自藏了4把刀，命手下的妇女偷挖地道，欲与其子内外呼应，越狱逃跑。福临闻报大怒，把原给的300妇女减为10人，原留的一些衣物、牲畜、金银及奴仆全部收回，阿济格的饮食都从外面送进，不让里面举火。这样阿济格仍不老实，八年十月的一天，他对看守他的章京大发脾气，说：“我的一个儿子给翼上为奴，一个儿子给承铎王为奴，女儿原来的亲事完了，又另配给了别人，我的侍奴也全都分给了别人。我要把厢房拆了，堆起衣服放把火把这间牢房烧掉！”他边气愤地骂着边真的动了起来，动手拆起了房子。看守忙报告诸王，议政诸王会议认为阿济格应处死。这次福临也不再保留，说：“即使再从宽饶恕他，他也不会安分的”，下令赐阿济格自尽，其子劳亲亦与其父同死。这样，叔父阿济格成为福临亲政后首当其冲以身试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