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佛印是宋朝高僧，学识超然，佛法高深，传说苏轼、黄庭坚均是其要好的方外之交，他和苏轼也有很多趣闻。苏轼好佛法而看不起和尚，他贬谪瓜洲时听闻金山寺的佛印很有名，心下不以为然，便前往试探。佛印欣然接待了名满天下的苏学士。交谈间，苏轼言语间多带刺，讥讽佛印一干僧众不过是欺世盗名、骗人钱财之辈，佛印非但不与其计较，反过来对他多加赞赏。苏轼见佛印谈吐见识的确高人一等，又有如此涵养，甚为折服，于是这一僧一俗成了方外至交。佛印虽修为很深，轻易不作贬损指摘之词，但他亦是博学之人，机锋很健，平时心高气傲、处处不甘人下的苏轼，也会被他弄得狼狈不堪。
苏轼和佛印私交日笃，常在一起印证佛法。某日苏轼心有所悟，颇为得意，赋诗一首：“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注：“八风”是佛家用语，指常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际遇，能使人之情绪受到影响，故形容为风。）
苏轼所在的瓜洲与佛印的金山寺有一江之隔，苏轼便遣一书童送与佛印观看。佛印看罢，微笑着写下两个字，命书童送回苏轼。没几天苏轼怒气冲冲地来找佛印，见面便说：“好你个佛印，我当你知音才把诗给你看，你不欣赏、不赞同也就罢了，为何辱骂于我？亏你还是个出家人。”原来佛印写的两个字竟是“放屁”。苏轼不依不饶，佛印却若无其事一般，待他说完便哈哈大笑：“苏学士你不是‘八风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向以急才著称的苏轼竟然无言以对，惭愧不已，深悔定力不足中了佛印的圈套。
其后某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大声说道：“水流东坡诗（尸）！”苏轼愣了一下，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在啃骨头的狗，回道：“狗啃河上（和尚）骨！”这也算报了上次之仇。
苏轼的识人之才苏轼为人倜傥不群，却也独具识人之才，看人往往通透。一次，苏轼与当时私交不错的谢景温一起在郊外散步，忽然从树上掉落一只受伤的小鸟，谢景温抬脚就把它踢到一旁。苏轼看了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心中一动，他想：这人轻贱生命，必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不可深交。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所以他受到王安石的重用，被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后来因变法之故苏轼与王安石不和，谢景温为讨好王安石便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完全不念旧交。
另有个叫章惇的人早年与苏轼为友，过从甚密。二人曾于相邻处为官，某日相约游山，到仙游潭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座独木桥相通，桥下乃万丈深渊。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走过独木桥，把绳子系在树上，玩杂技般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哲宗亲政时启用章惇为宰相，他一朝大权在握，整治政敌心狠手辣，甚至提出掘开“旧党”已故领袖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又因与苏轼政见不同，对苏轼也施以辣手，把他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坐卧不安，他嫉妒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将他贬到更偏远的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由此可见章惇之狠辣，丝毫不念故人之情。
苏轼与朝云古时的才子身边常有佳人陪衬，而中国文人几乎集体做着“红袖添香”的温柔梦，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钱谦益与柳如是，白居易与樊素、小蛮……这些良人美眷的故事一代代传颂着。然而为红颜知己者，既有才情又具忠贞，实在难上加难。能歌善舞的樊素与小蛮并没有相伴白居易一生，相较之下，与白居易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苏轼要幸运得多，他与侍妾朝云的确做到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史载苏轼曾有两任妻子，先后是王弗和王闰之，这两人是堂姐妹关系。她俩虽都温柔贤惠，可惜一样享寿不久，很早就故去。其后，身为侍妾的朝云一直相伴苏轼左右，不离不弃，直至34岁时香消玉殒。朝云姓王，钱塘人，虽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却独具一种高雅出尘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某次宴饮时看到了轻歌曼舞的王朝云，一见倾心，遂纳之为妾，宠爱有加，此时的苏东坡已经40岁了。其后，本就聪慧的朝云在苏轼调教下愈加才思敏捷、解语可人。苏轼一生因耿直豪逸，屡遭贬谪。某次退朝回家，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侍妾：“你们谁知道这里装有些什么？”一人答：“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又一人说：“见识。”苏东坡仍旧不置可否。一旁的朝云笑道：“您这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啊。”苏轼大笑，深引朝云为知己。
朝云曾为苏轼产下一子，但过早夭折，自己不久之后也过世了。苏轼从此再未婚娶，可见对其感情之深。据说苏轼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只是歌咏西湖，更是为朝云而赋的。
链接三：乌台诗案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几起几落，其中最惊险的一次几乎命丧囹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时御史台官署外种植很多柏树，常有乌鸦过来栖息，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同时御史们负责监察文武百官，有着奏议、弹劾的大权，颇受一般大臣“乌鸦嘴”的责称。
宋神宗亲政后，熙宁年间（1068—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初行的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从事改制。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文，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有讥刺时政内容，但只限于对变法失误以致造成民间怨声载道的同情与不满。此事后在某些心怀不轨之人的兴风作浪下演变为文字狱，成为对立派别间的政治迫害。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此称之“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自己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委以重任，但他在其中夹杂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指的就是当时推行变法的一派，苏轼不赞同变法早为人知，此表落入监察御史这些敏感的“新进”眼中，出于当时文人本能的臆测推断，竟认为苏轼说自己“老不生事”是反语，意在讥讽“新进”人物“生事”。按当时的惯例，朝廷公报是固定日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于是将《湖州谢上表》作为苏轼攻击变法的口实，更给他扣了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苏轼当时是文坛魁首，声望极著，任由他的诗词在社会流传对新政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逼迫交代以前诗作中“可疑”之处的由来，以及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苏轼不知道自己会判何罪，是否将牵连家人好友，在被押送京师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一度想跳河自尽。可他深思后觉得自己死了反倒成了畏罪，不但事态难以平息，亲友一样难逃干系，尤其对在朝从政的弟弟苏辙更加不利，于是作罢。如果当时苏轼真的自溺，后世将无法看到《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些旷世文章了。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狱中的苏轼毫无尊严可言，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苏轼的《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知其境况无比凄惨。一次苏轼之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他们父子之间有约定——平日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见到大惊，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语句，其时心境可见一斑。
在多番寻字逐句、牵强附会苏轼的罪名后，李定、舒亶等人一心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屡次向宋神宗施加压力。但有宋一朝，太祖赵匡胤立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宋神宗并非昏庸之辈，对此举棋不定。同时，部分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均上书替苏轼求情，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为苏轼开脱，这是苏轼面对新派疯狂攻击而未判重罪的原因。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团练使在宋朝是没有职权的虚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这实际上是将苏轼软禁监视起来。苏轼经此大难，对仕途变得心灰意懒，便于公事闲暇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以补微薄的薪俸，“东坡居士”之号也因此得来。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经历了非人的待遇以及九死一生的磨难，身心受到巨大冲击，又因其后生活环境之变故，不可能不对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这成为苏轼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文风格之转变，诗案之前苏轼是“豪放派”之代表人物，诗词曲赋无不气势磅礴、才气奔放，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等句便是此中代表，同时其着眼的题材也多与时政民生相关，体现了他豪情万丈、欲以天下兴亡为担当的入世情怀；反观苏轼后期作品则返璞归真，风格多轻灵隽永、洗尽铅华，选取的题材再难见到对时政的褒贬，而多发体味自然、事理感悟之慨，进入了一层更加高远而出世的人生领域。二是在为学上，苏轼初期尊崇“学而优则仕”“经世济民”等儒家文化，强调儒家所倡导的所谓“士人”的社会责任，关心民间疾苦，其政论文章中也多有对儒家典籍《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阐释；诗案之后，苏轼看透了浮世宦海的世态炎凉，一变而趋于黄老道学、释门佛教等出世哲学。其实这也难怪，苏轼早期对国家政事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与思考，对人生作为有着明确而执著的目标，一旦这些因不公正的待遇化作乌有，任谁也难免生出幻灭之感。不过苏轼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其思想早已深植根底，在他于风雨中穿梭密林之时，吟诵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少也透露出孔门知识分子所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