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找到早期相对有价值的项目都是很难的，IDG在中国是最早的VC了，它投的很多项目已经算是比较早期了，但天使投资做的其实比IDG还要早期。现在VC/PE都在讲一个观点，就是不可能再仅凭着一纸商业计划书就给创业者钱了，作为创业者该怎么办呢？VC/PE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那些有好的创意和创新点但没钱、没资金的创业者。如果创业者到了能像模像样找到VC融资的时候，早已过了最艰难、最缺资金的起步阶段。但是在拿到VC/PE的钱之前，实际上有很多创业者和好的创业项目最后就被湮没掉了，因为他们在早期缺乏资金支持。这个阶段在中国目前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天使投资的难处：急功近利文化
天使投资的难处首先在于传统文化观念，对成功的功利化追逐。人都愿意做容易的事，不愿做困难的事；愿意做稳当的事，不愿做冒险的事；愿意做大收益的事，不愿做小收益的事；更愿意做更快看到利益和结果的事，不愿做需要等待和培养才看到成果的事。这样的趋利和急功近利的文化是现在主要的难处。
整个社会这样想问题，有它的道理，但现在我们要去揭示做天使投资是有意义的事。一方面确实有它的商业意义，比如2004年PayPal创始人泰尔（Peter Thiel）给Facebook的50万美元，就是天使投资，他今天的收益很高，也就是说做天使投资可以有很好的商业回报。第二层意义是可以实现你很多事业上的抱负和理想，比如有的人，他的家人得了癌症，那他可能就会放一些钱对抗癌的项目进行投资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就会成熟，会学到很多东西，之后他的投资就会越来越清楚。
我之前讲到的这种趋利文化从何而来？其实和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结构都是有关系的。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你去成功、有地位、有权势，否则生活就会很辛苦。这种文化促成了这种制度的产生，这种制度又培养了这种文化，这样一来就没有非常公平、干净的市场，而是一切以趋利为导向的市场。任何一个创业企业都要针对一个市场，没有市场的产品生命力就不强，而市场又可以细分为多种：做出完全成型的、规模化的产品被消费者去采购，这是一种市场；知识产权技术被机构和组织购买，也是一种市场；还有一种市场，是不用生产出成型的产品或已经完成的技术，可能只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创新的理念和想法，也能被市场或资本接受，愿意为这种创新买单。比如在美国纳斯达克，有很多企业没有盈利，就是一个创新的、有前景的概念就可以上市了，但这种市场在中国还没有，就造成了创新企业重大的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不规范，比如一家全新的小企业要进大商场渠道，成本很高、门槛很高，进不去；或者你要做某项无线的创新应用，要去和电信谈，大公司还有一定的谈判机会，小公司连谈的机会都没有。这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很公平的市场环境，产品环境有很多关卡，资本市场也有缺陷，人们的意识还是只看结果、不看源头……种种不利于天使投资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社会形态、社会机制导致的，它们会催生一种只求结果、不管过程的功利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会强化这种机制，主观和客观相辅相成。
有种观点认为，美国企业只需要概念就可以上市，是因为美国具备诚信的商业文化，而中国没有，所以对很多所谓的“创新”我们要更加严格监管和审核。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很大问题——即我们天然地、一直认为自己就没有诚信，政府也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诚信所以要管，某种东西可能造假所以要管……最后管好了吗？所以，不能先从道德层面去判断某个东西是否缺乏诚信，而是要订立规则，市场需要管但前提是要定规则，其次才是管的问题。如果规则缺失，没有依据地对所有创新的东西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那么创新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对于天使投资，喊的人多、做的人少。大家都说中国缺乏天使投资人，但又没有多少真正有钱、有实力、有资源、有经验的人去做，倒有一大帮人扎堆在VC/PE里，都能慷慨激昂地把理由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能够吃到更好吃的、能够搞到更容易的事、赚到更容易的钱，他为什么要去做天使投资呢？做VC回报率可能是10倍，做PE回报率可能是20倍，而做天使投资回报周期很慢，回报倍数具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为什么有人去做？现在的一个现实情况是，V/PE在中国充分竞争和发展，客观上需要天使投资来衔接，VC/PE的钱很多，但是找不到好项目，天使投资人就可以把项目在前期给培育孵化起来，VC/PE加上天使投资要做接力，不能直接到IPO。
身体力行，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现在做天使投资，一个有利之处是退出环节已经相对成熟，很多VC/PE等着接盘。但没有前期的种子很难开出后端的花，很多人对“创新”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一方面认为商业环境缺乏诚信机制，另外一方面认为中国根本就缺乏“创新”的基因和血液。我听到很多人说为什么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Google，产生不了Facebook，产生不了苹果，因为我们都是把美国好的模式直接复制过来，本土的创业者根本就缺乏创新性。中国创业者的创新能力被怀疑，你说哪还有人敢去投身天使投资，支持这些项目呢？
我向来对这种说法持这种态度。这些事情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去解决，如果说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有诚信机制，有好的法律体系，创业者都有好的想法和创新能力，等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做鼓励创新、做天使投资相关的事情，这就是很理想的状态。但中国现在不是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等到理想状态的时候再去做事就什么都晚了，我认为“鼓励创新”只是一个口号，关键在于去“做”，去身体力行地推动。像开复、雷军等人，都做了一批创新项目，大家都在探索、发展，本来创新的比例很低，可能只有1%，那通过更多的人去“做”，慢慢到5%、10%乃至更高，那就是非常好的状态。所以，今后的一二十年，如果中国能够从天使投资到VC/PE、到IPO二级市场退出，从产品市场到资本市场都能有一个完善健康的机制，那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就不难了。真正对未来“中国创造”起最大作用的是天使投资，天使投资人只要敢于去引导这种东西，VC/PE没道理不接盘，所以，虽然目前天使投资的环境不好、难度大，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
天使投资在组织上不能像VC/PE那样机构化发展，不太可能大面积、广覆盖。目前民间的天使投资大部分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我们就是想有意识地传播天使投资的理念，让这些人走向自觉状态。他只要做了，然后成功了，就会很有兴趣了。如果我们能影响到一个投资人，可能就多了10个创新项目。
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否定、怀疑的状态，那样是困人困己，这个社会需要一帮人起来做给大家看。既然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用什么样的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我们觉得，如果能够鼓励很多年轻人去创业、创新，那就很好。
而且这种对于年轻人的鼓励和帮助还有延伸效应。比如一个小伙子刚从校园出来，就能见到李开复、徐小平、雷军这些投资人，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和思想上的鼓励、提高；或者拿到了一笔天使投资，那未来他成功以后也会这样做下去，会比我们这一代更自觉地去做这件事，这就是一种传承。这种效应对社会的发展价值和意义更大。
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代代努力，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心态：我今天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20年以后。这是一种传承。天使会的目的就是从底层、从民众、从民间唤起，因为很多人都是可以做天使投资的，如果那些好的项目和创业者得到帮助、获得成功，他的心态、所思、所为就不一样，就会把好的理念再传递给别人。这个社会的改变总是要有人从好的方面去努力。
在中国做天使投资，像师傅带徒弟
天使投资是一个早期的阶段，后面需要VC/PE来接盘。事实上，获得了天使投资的项目更有优势和可能性获得VC的投资。不同的行业、公司、技术，孵化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而天使投资占股比例一般不会太多，我自己认为应该在30%以下，当然不同的行业可能有区别。
很多人关心天使投资到底赚钱不赚钱，我只能说，在美国很多天使投资人可以赚钱。如果你偶尔只做一次，这可能不能叫天使投资行为，或者不算系统性的，那可能就赚不到钱了，但是如果坚持做，总体上是能赚到钱的。
很多人会问，天使投资跟温州的民间集资、民间借贷有什么不同？温州人是精明的生意族，他们会用各种价格杠杆做投资，但是他们投资基本上都是股票、大宗期货、房地产等，和做天使投资有本质的区别，天使投资投的是企业、投的是人，而温州游资投的是项目，和人没关系。
就天使投资来讲，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差异。首先是整体的意识，然后是社会环境。比如一个想创业的人来找我，我不认识他，如果我给了他钱以后，在美国很难想象过几年他不见了，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这就是人的差距。美国什么事情都是有规则的，就是输也输得清清楚楚。所以在中国做天使投资，还是比较适合去投资身边熟悉的人，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
投资守则：大方向一定要对
从我自己来讲，做生物医药、做天使投资十几年了，应该说选的行业难度很大，如果我一开始就在做IT行业，可能今天完全不一样，或许百度、腾讯都会和我有关系，这个领域我也很熟。但当时我很专注，就做生物医药。到今天，回首这十几年的工作成果，我很开心、很欣慰，不管自己在金钱上得到多少回报，最起码通过我们这十几年的努力，生物医药在整个中国成为非常热门的领域了，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很多VC/PE争相去投资，把很多资金引入到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海普瑞、赛百诺，这些我投资的企业在生物医药领域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让更多的资本愿意进入，那么这个行业创新发展的机会就大大增加，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成功和欣慰。
在生物医药领域做天使投资，挑战和困难相比其他领域更大，比如启动资金需求大、项目发展周期非常长，影响因素特别多，作前期判断特别难。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到这个领域做天使投资，因为这个领域要投资的话基本都不是天使了。
在美国，生物医药领域新企业的发展一般是这样的流程：一个教授学者或者研究小组在某个领域有想法，可以在机构里申请资助，如果觉得有价值就申请专利，有了专利他们就可以做公司，早期如果缺钱就找到了风险投资，这笔钱用于把专利公司化，从想法的产生到这个阶段一直有政府的支持，项目会继续往前走。美国的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大的支持，这种公司不需要走到产品阶段，在一期临床时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都很高。那这种情况下做天使投资比较有规律了。但在中国做创新的生物医药就完全不同，很多互联网项目的启动资金可能100万就够了，但做生物医药给100万也就是两个科学家一年的工资，实验室都没法建，实验条件都没法实现，而这一块目前我国的公共配套还很不完善，很多辅助生物医药领域创业发展的配套环节和基础设施欠缺。
我比较熟悉生物医药领域，对于项目的判断标准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要看是不是创新项目，是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大方向一定要对；第二要看中国未来在这个领域有没有潜力，即使方向很好，但美国人、欧洲人已经做得很扎实了，你再去做也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市场，那就没戏，所以要看我们自己在这块是不是有先机和独特的领先优势；第三，看团队；最后，再看一下专利和技术的来源。
就我投资的海普瑞来说，虽然还没有IPO我就退出了，从生意本身来讲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从天使投资的价值上我觉得成功了。因为我培育了一家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就海普瑞的肝素研究，我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干细胞是整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方向。所以我就做干细胞，除了海普瑞，还有北科生物，不仅在中国做，我在美国也做，那里是技术的源头。我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先看人，人再好，他代表的方向不对也不行。
刚性需求是商业的基本要素。医疗保健就是刚性需求，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创新科技领域，那大家都会去争夺。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很多事情，而以前投资大家都想很快出结果。我经过这十几年，即使没有很快出结果也没死掉，这其实对大家是一种启示。所以，我现在追求成功的案例，只要有一个意义就是非凡的，比如肿瘤病人治愈率是10%，能不能提高到20%，比如生存率是一年，我们能不能提高到两年，这种事情如果能做到一件，那就值得你一生去奋斗。做到今天，现在很多同道就来找我、来支持我，这就是一种效应，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