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的一天下午，着名剧作家曹禺来到我们的学校来讲学，同行的还有其夫人，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着名演员李玉茹。
讲学的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这曹禺是大剧作家，《雷雨》的作者，大家久闻大名，纷纷拥入礼堂，台下爆满，挤得严严实实，走道上也站满了人，都来一睹他的风采。这时曹禺同志已经７０岁了，看上去很健朗，头发黑黑，个子约在一米六五左右，虽貌不惊人，但却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
曹禺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剧作家。他原名万家宝，曹禺是笔名，就是把大写的繁体万字拆开而成。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二十四岁时就创作了成名作《雷雨》，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这部剧作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成功地表现了二十年代中国封建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雷雨》的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曹禺后来又创作了着名作品《日出》、《原野》。这《原野》后被拍成电影，刘晓庆主演，传说因为有裸露镜头和激情戏被封映了许多年，而据刘晓庆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原野》被禁不是因为激情镜头，而是因为电影太过血腥。《原野》自1980年拍成以来，一直禁止放映，直到1988年才解禁。
曹禺和李玉茹的爱情故事也很有传奇性，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相遇相识相知，但当时曹禺已婚，不能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九年，在相识三十多年后走在了一起，领取了结婚证，这年曹禺先生69岁，李玉茹也已是56岁，家里的司机老史做了他们俩的证婚人。
曹禺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英国的戏剧现状，他曾多次出访到欧美讲学。在一月份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与赵寻、英若诚等组成中国戏剧代表团访问英国三周。后又去了法国，接着三月底又应美国学术交流协会邀请，赴美讲学六周。跑了十个城市，美方特意排演话剧《日出》和《北京人》，表示欢迎。他出国访问讲学简直就象我们上街去玩一样方便平常。
第二天，由李玉茹同志作学术报告，主要讲戏剧演唱方面的知识与故事。虽然五十多岁的人了，但看上去精神饱满，很有气质，长相也秀丽。最后她演唱了二段京腔。确实好。掌声不断。
还有一个剧作家白桦，就没有曹禺这样的好运了，他写了一本《苦恋》，惹了不少麻烦。那是大学第二学期的时候，也就是八一年的春天，剧本《苦恋》受到了批判。主要问题是说《苦恋》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不对，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剧本犯了倾向性错误。这电影剧本本来是发表在八0年的《十月》杂志上，并没有引人注目，但越批判越好奇，这剧本一批判反而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与兴趣，纷纷去找来看。后来系里也要求我们看这部剧本，并组织讨论，写批判文章。
对《苦恋》，传说中央意见也不统一，邓小平批示要进行批判，胡耀帮却不想大批，认为教育一下就行，不要影响解放思想。不久，系里举办了一个报告会，一个省作协的官员讲了关于当前文学动态及对《苦恋》的一些看法，总的来说，《苦恋》是被否定的，社会上反响很大，作者白桦也同意对剧本作修改，但是社会上一些人对《苦恋》的批评有些过火，对作者也进行了污蔑，这是不应该的，不是正确的文艺批评观。
《苦恋》的作者叫白桦，当时在我们眼中，他名气很大，也很有才气，诗歌、小说、剧本都会写，我们读过他不少的作品，他是个部队作家，真名叫陈佑华，15岁时便发表了第一篇诗作，便以白桦为笔名。听老师介绍，这《苦恋》还拍成了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拍成后禁播，不能公映。
电影剧本《苦恋》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画家的命运，以着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着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女儿星星不堪忍受，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几加劝阻，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这话后来被许多人摹仿套用，也成了最大的罪状。白桦说，他的创作意图是想通过一个画家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四人帮”敌视、迫害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让人们反思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说实话，以我们的水平，看不出作品好在哪里，也同样根本看不出这剧本的问题，我们没有那样高的政治敏感，对政治还十分无知，还觉得没什么呢。我们只能体味这故事是否真实可信，有没有艺术生命力。但当时《人民日报》、《文艺报》都有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说《苦恋》是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严重错误倾向和思潮的反映，是丑化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鼓吹资本主义、搞自由化，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违反。我们照搬照套，照样画葫芦，里面最引用几句伟人伟言、名人名言，批判文章就写成了，完成了作业。
作家，虽然容易成名，但是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