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基本停课，学生分成二批，一批是实习，一批是写论文，自愿选择后报名，愿意去实习的就到相关单位去，愿意写论文的，就留在学校里。总体上来说，还是选择去实习的同学多，就由系里安排，落实具体单位。那些愿意留在学校写论文的，多是有自己打算的，有的是想考研究生，趁机抓紧时间学习，有的是自认为毕业留不住省城，要分配回老家的，因此在这里实习也没多大意义，不如写篇论文呢。
我不想考什么研究生，都二十四五的人了，还是早点参加工作，挣工资吧，也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于是我选择了去实习。根据安排，我是到一家教育杂志社实习，时间三个月，班上一共有三名学生去这个单位。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看来信来稿，挑出一些质量比较好的稿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转交给正式的编辑。如果认为是可用的，就再进行修改。每天的稿子和来信很多，我们热情很高，每一篇都认认真真地对待，很快，三个月的实习时间到了。
实习一结束，意味着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大家等待毕业分配，按前几届的分配情况，主要是分三大块，一是留校工作，有的当教师，有的搞行政，名额也有十来个，这批名单最先决定，也就是最早知道毕业去向的。第二块是留在省城的，分配进省城的各大机关，这是有指标的，也有四十多个名额。第三块是回老家的，基本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地方上也基本上是进机关。我们这一届与上几届稍有不同的是，还抽调了一批同学，约十五六个，作为第三梯队培养，分配进了省城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地市一线，三年锻炼期满以后由组织部门重新安排岗位。这样我们这一届全年级一百二十多个人，有一半是留在了省城工作。
毕业分配，就是决定人的命运，分到哪里以后就工作生活在哪里，分到学校就成了一名教师，分到机关就成了一名干部，留在省城就一辈子成了大城市的人，分回老家那就只能生活在小县城里。在这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大家都很紧张，马路消息也满天飞，留省城的名额是多少，某某可能分配在哪里，某某又可能去哪里，同学间也乱猜测，搞得人心慌慌的。接着，是辅导员分别找人谈话，让人有一颗红心多种思想准备。一天，辅导员找我谈，问我是否愿意回到家乡去，如果分配到家乡去工作，态度如何。我说愿意，听从学校的分配安排，分到哪里就去哪里。因为我明白，这事我个人是作不了主的，不是我喜欢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姿态应该高点。
分配的时间越来越临近，首先确定的是留校的名单，同寝室的张敏因为成绩好，各方面表现也好，被确定留校工作，当老师。接着，他被系里召去抄录分配名单，谁分配在哪儿都有表格填写，所以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分配情况，我们向他打听，可他死也不肯说，说这是学校再三强调的，要守秘密，不得泄露，否则严肃处理。但张敏透露出一些原则的信息，留在省城的指标数量，到北京部委机关的人数，等等。
最后的分配名单公布，我们全年级的人坐一教室中，由辅导员宣读。每当读一个同学名字和工作单位时，台下就会发出轻重不一的哦哦的感叹声。很幸运，我分配进了省城的一家新闻单位。分配结束后，同学们都如释重负，一切都已成定论。于是有的开始整理书籍，打包托运回家乡，有的干脆把课本作业本等扔进了垃圾箱，同学间也开始请客喝酒道别，有的在寝室里喝，有的上小饭馆折腾，一片乱哄哄。系里设计了一本同学毕业留念本，人手一册，大家拿着它一个个地互相留言，男生女生可以说些放松的话，留一些俏皮的话，马上就要各奔前程分手了，也不用顾虑难为情呀面子呀等等了。
当一名记者是我所向往的，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有着崇高的使命，所以对毕业分配我十分满意，兴高采烈地就去新单位报到。报社就在省城最热闹的大街上，大门很是庄严。我先找到了人事部，人事部的同志告诉我分配在时政部工作，重点是时事政策宣传报道。说着带我去见部主任，部主任姓张，约四十多岁，脸上的笑容能化得开任何矛盾，站在他面前时，我心里直嘀咕，该怎么称呼他呢？叔叔？主任？老师？老张？我张口结舌，还真不知道如何开腔，最后还是决定称呼张老师。张主任很和气地对我说，你以后叫我老张就行了。但我还是不习惯叫老张，觉得有点没大没小，不够礼貌。以后的几天中，他坚决不让我称呼他为张主任，后来慢慢地我习惯叫他老张了。老张带着我到各个部门去转了转，认个门，介绍一下，说什么我是某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说得我都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