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曾国藩注重大局。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沈葆桢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员。所谓道员，职务只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属于正师级。资历也很浅。但是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反复写信要他走出家门，为国做事。他向朝廷推荐，说沈“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同治元年任命他担任江西巡抚。沈担任巡抚后，为了厘金的分配问题与曾国藩发生争执。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咸丰三年(1853)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后来在全国各地征收。厘金最初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曾国藩东征后在湖南、江西、广东设置厘金局，征收厘金，用于军费开支。江西厘金一直是曾国藩在支配使用，沈葆桢上任不久，要求督抚平分厘金。两人官司打到了北京，北京的许多高官，包括他的好朋友倭仁等都对他产生了质疑。朝廷评判的结果是“各分江西厘金之半”。对这个结果，曾国藩当然不满意。但是他能够委曲求全，他在日记中自我解嘲道：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年以巡抚陈启迈为首的江西官场事事与曾国藩掣肘，陈与曾国藩为同年、同乡、同官，他一气之下，将陈给参了下去。这一次，曾国藩不仅没有参劾沈葆桢，而且将这种掣肘作为磨励德性的手段，这是不容易的。作为掌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行政、军事，兼管浙江军事的两江总督、清廷所倚重的领导者，要“诛锄异己”、参掉一个巡抚易于反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大局观念。当年参陈是为了大局，现在不参沈，也是为了大局。
左宗棠和曾国藩闹翻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来往，要是其他的心胸狭小的领导者，只怕一有机会就会给左宗棠设置阻碍，更莫说支持了。可是曾国藩不然。为了国家的大局，他将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军务，曾国藩为他做了不少事。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胸襟是何等的气魄！
公忠体国
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危、国家命运是第一位的。左宗棠曾经很谦虚地说，公忠体国，自己远远不及曾国藩。忠诚、体谅国家，以国事为先，以家事为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曾国藩作为领导者与其他一般领导者所不同的。
曾国藩的公忠体国，表现最典型的是两次投水、两封遗书。两次投水是指1854年靖港、湖口之战失败后，他愤激之下投水自尽，两次都被同僚救起。前者他组建湘军兴致勃勃出兵，志在必得，没有想到，自己一出手就失败，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以死明志；后者一路胜仗打到九江、打到鄱阳湖，没有想到遭到太平军的偷袭，连自己的红单船也丢了，觉得前途渺茫，愤恨之际，投水自尽。两封遗书一次是指1861年春在祁门大营遭到太平军的包围，情势非常严峻，给儿子纪泽留下遗书；另一次是1870年五月赴天津处理教案，感到非常棘手，写下遗书。这里只重点讲讲祁门遗书。遗书写道：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蜂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这封遗书，首先介绍了自己所处危险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太平军分四路救援安庆，祁门正好处于一路之中，为太平军广德——徽州——祁门、休县——江西的重要通道，所以双方争斗非常激烈。有一次，太平军的一支已离祁门只有十几里路，形势危急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是坚守祁门，没有撤离。其次表达了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死即瞑目，毫无悔憾”。再次是检讨自己的诗文书法还有缺陷，指挥军事非所长。最后是教育子弟，要牢记八本、三致祥等家训，不从事军旅，不当官。从这封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国对家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意。
领导者重要的一个品格，是对其所担当的职务、所管理的工作、所肩负的使命真正负责。不汲汲于权力的高低，不斤斤计较于名利的得失，而忧虑于事业的艰巨、困苦，完成的困难。他说：“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沈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曾国藩一生处于忧患之中，他曾经用“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用“精卫填海，杜鹃泣血”等语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在写给咸丰的奏折中也明确表达了，“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曾国藩虽然所忠诚的是清王朝，但是他所忧患的是整个国家，忧患的是“中华之难”。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领导者，他忠诚于他的组织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任何领导者所必需的优秀品质。
有些人追求官阶的高低，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以此作为检验人的成功与否的标准，以此作为一种价值观、事业观。这种人的追求，本无可厚非，所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鼓励的就是这种风尚。曾国藩正好相反，他认为处于极品（指职务极高），是一种痛苦的境地，因此时时想摆脱这种痛苦，“遁入眼闭箱子之中”，以死来解脱。他沉重地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式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在曾国藩看来，在乱世担任大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确实也是这样的。当一个领导者负责处理大的危机、大的灾难、大的问题的时候，心身往往处于焦急、困苦之中，吃不香饭，睡不好觉。有些承受不了的，还会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甚至逃避与死亡。汶川大地震后，有个别人自杀，就是承受不了巨大灾难与繁重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负荷。曾国藩想到死，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曾国藩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者，因此，他不会“置事身外”，而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 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本指做事敷衍，得过且过；这里却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他一直很勤奋、很刻苦，就是到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这种工作作风，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工作中，他往往闻警而惊。“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断；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江南多雨，看见下雨，曾国藩心理就着急，担心前方将士的辛苦。安庆没有攻克之前，天平军拥有长江战略天堑，从下游向上游之湖北运兵，往来穿梭，湘军莫可奈何。看到这种情况，曾国藩心里非常着急，不知道怎么对付。1859年底小池驿战役，曾国藩与胡林翼苦心经营数月，整个心思都赴在战事之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日内因贼匪移营上扎，或围攻太湖各营，或围扰罗溪一军，或直冲鄂境，三者均未可知，寸心焦灼之至。”“闻余际昌军十九小挫之信，竟日不怡。”而一旦胜利，又高兴得睡不下。“二更甫睡，闻小池驿各军大捷，竟夕不寐。”1863年春，李秀成思考解救金陵的作战计划，采取外围用兵的策略，企图在湖北、安徽等地发动进攻，以调动围攻金陵的曾国荃部，形势非常严酷。曾国藩担心大局，忧心忡忡。这种心态在他当时的日记里有形象的记录：
三月廿七日闻伪忠王于廿一日已至舒城，锐意上犯湖北，忧灼之至。初十日是日淫雨竟日，天气愁暗阴寒。石涧埠营盘被围，初六以后并无信来，忧灼之至。十一日是日接各信，知石涧埠营盘十分危急，幸沅弟派人来援，十一日可到，或可以救援。又得宿松县信，知湖北麻城之捻窜至蕲水，势将归并皖境，尤为忧灼。十二日连日阴雨泥泞，气象愁暗，本日早间云开日朗，以为必晴霁矣，不料巳午小雨，旋即大雨连绵。愁闷之至，百事皆废。天意茫茫，不知浩劫何时始有转机。夜疲倦渴睡，竟不能作一事。……初四日是日大雨倾盆，竟日不息，念六安城墙恐有坍塌，又以鲍军不能速援，为之忧灼夢皂。又念年荒谷贵，加以水灾，不知天意如何，直恐人类尽矣，怃然长叹！
整整一个月，他都处于极度忧患之中。长期以来他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遇到紧急事件、碰到困难境界，他的癣疾就会发作，往往彻夜痒得不能睡觉；或者腹胀呕吐，甚至晕倒。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朝廷要他去处理时，他的身体就很不好。他在日记中记载：“腹胀殊甚，坐卧不宁”，“心烦头晕”，“日内常作呕吐”，“病体总未痊愈”。“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踌躇不决。”到了天津之后，病体时常发作，他还是坚持把教案处理完毕。可以这么说，曾国藩进入19世纪50年代，一直处于焦虑、烦恼、痛苦之中，却一心赴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湘军中的一些高级领导者，像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宜等，都死的很早，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的忧患、担惊、害怕的心理状态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