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精神是团队意志、情感、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体，是团队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组织的竞争，其实就是团队精神的竞争。现在很多的组织都注重团队精神的建设，比如一些保险公司，甚至一些很小的美发店，他们都注意培养员工的精神，每天有早课，一起集中训练，提振一天的精神。一些团队精神好的组织，员工的精神面貌好，对人平和，遇到困难不屈不挠，容易得到顾客的支持与理解，容易达成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非常重视团队精神的培养与建设。他表达这一领导术的专用名词就是“气”。气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是经过曾国藩的锤炼，气成为可见可视、可触可摸、可行可用的一种东西。拥有这种东西，他进可以克，退可以守，成不骄傲，败不气馁。重视气、使用气、培养气，成为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是他成功的重要法宝。
重视团队精神
1854年12月，湖口之战失败后，湘军气势受到严重遏制，水师被迫分为外江、内湖两支，战斗力受到较大削弱。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曾国藩决定在江北发动攻击。12月29日，命令李续宾、蒋益澧率领1200人从江南的二套口渡江袭击小池口。因为担心湘军疲劳，难以取胜，罗泽南、塔齐布分别带兵前往接应。太平军石达开、罗大纲在这里布置了重兵，开始接仗时湘军小胜，不久即陷入劣势，差点被太平军包了饺子。幸好塔齐布及时赶到，左冲右突，奋力砍杀，才得以摆脱，回到江南。胜利后的太平军3000多人，在石达开的率领下，抓住机会西进武穴，进入蕲州，声言进攻武汉。面对这种情况，咸丰要他回师湖北，他想继续留在江西。他认为：
陆军屡胜之馀，士气极盛，自至九江、湖口攻城攻垒，伤亡健卒多至数百人，锐气挫损，若使一意前进，得胜仗数次，尚不难于振刷精神，再接再厉。若使回军武汉，则兵勇雄心必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新之气其可虑者三也。
如果回到湖北，那么湘军在江西的成绩就会一扫而光，军队的气，也就是湘军的团队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挫伤，以后要再一次振作难度很大。这里曾国藩充分肯定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气”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既是精神，也是手段。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能够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得益就在这里。根据对军气的认识，曾国藩选择了一种非常正确的战略，利用陆军“锐气尚盛”的“气”，围攻九江，等内湖水师整理就绪，挥师东下进攻金陵，“攻其所必救”。而外江水师，由李孟群、彭玉麟率领，返回武汉，一方面想法休整、修复破船；另一方面也回师守护武汉，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湖北、江西两个战场，湘军分别在这两个战场作战，战争态势进入相持阶段。
曾国藩认为军队应该拥有、保持的勃勃生气，旺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主要有“新气”、“朝气”、“初气”、”锐气”、“正气”、“方新之气”、“常新之气”、“忠义之气”、“振奋之气”、“勇气”、“一往无前之气”等等。如他所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
这里，曾国藩就讲到“有余不尽之气”、“初气”、“气”、“锐气”、“用气”等不同形态的气，其侧重的含义略有不同。比如军队早晨列队出门寻找战机，士兵经过一夜的休息、又刚刚吃了早餐，加上对要去执行的任务的好奇、向往，急于立功的欲望，以及领导者的鼓励，士气高昂，战斗欲望强烈，这是“初气”、“新气”、“朝气”、“方新之气”等。“忠义之气”、“振奋之气”、“一往无前之气”，更多的体现了“气”的质地，凝聚了思想、道德的内容。他认为：“惟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毫无瞻顾之心”，是指“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曾国藩赋予勇气以道德的内涵、正义正气的内涵，他的军队有“常新之气”，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能够团结一心，够结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认为军队长期积累的恶劣风气，是严重影响与损害军队战斗意志与战斗力的歪风邪气。主要有“暮气”、“旧气”、“惰气”、“浮气”、“骄气”、“习气”、“惰弱之气”、“ 久疲之气”、“陈腐之气”等等。他认为，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时间一久，各种不良的习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滋生出来。湘军到了后期， “暮气”、“惰气”、“久疲之气”越来越重。有一段时间，湘军由两支部队驻扎在皖南祁门一带，这里是太平军进攻的重点，经常打仗，有个叫唐桂生的湘军将领产生了骄矜之气，看见别的友军出门打仗不配合，友军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出手相救。对此曾国藩很恼火，很气愤，多次写信、写批文批评唐。在曾国藩的批评教育下，唐的态度有所好转。
曾国藩认为有些客观因素也是造成团队精神衰竭的原因。军队中最害怕的就是疾病流行。1862年5月曾国荃举兵进扎雨花台后，军队中流行疾病，死亡人数高达1万多人，进兵宁国一带的鲍超部，因疾病而死的过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死于疾病。疾病对军队的影响很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也能打胜仗，打恶仗，究其原因，与曾国藩平时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上分不开的。
使用团队精神之法
善于鼓气，是曾国藩使用团队精神的一大特点。一个组织，一支军队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战斗意志，能不能吃苦耐劳，能不能在遇到强敌的时候敢于亮剑。曾国藩十分重视士气的鼓动，善于激活愿景、沟通上下、激发热情。1854年3月湘军成军出师，他组织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发布《讨粤匪檄》，激励士气。他经常给各级将领写信、写对联，一有机会就召见或者看望他们，以增强统帅和下级军官间的亲密关系。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激励是最好的措施。曾国藩激励的措施有很多，有物质的、精神的；有政治的、有名誉的；有感情的，有感觉的。他坚持找军队各级领导，包括营官、哨官谈话，这是感情投入；坚持到部队点名、看操、训话，这是感觉激励；表现好的给予金钱等奖励，这是物质奖励；战场立功的，给予提拔，这是政治的奖励；战死疆场的，给他们建祠，并著文纪念，这是名誉的奖励。对追随者的优点，曾国藩总是津津乐道。有两副对联，可以作为证明。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饰庄敬。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
乐道人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多发现追随者的优点，并且加以颂扬。这是一种高明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术。领导者这样做，追随者往往乐于被他所使用。曾国藩说：
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通过对追随者善的张扬，达到影响追随者“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善于预筹“气”，是曾国藩使用气的又一特点。所谓预筹，就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曾经吃过亏。他在总结1854年的作战经验时反省自己道：
臣国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暂驻陆营。本拟另办一船督饬水师，不图逆党上窜，既不能分军回剿；风波突起，又不能不往修理。而自浔至汉数百里江面，将复为贼所有，曷胜愤懑。细思臣等办理错谬之处，盖有二端：武汉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使贼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冒险轻进，致轻舟百馀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击形薄弱，其失二。
1854年虽然曾国藩捷报频传，但是问题也不少。攻下武昌后，没有建立武汉为中心的上游根据地，致使武汉以及湖北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更为惨痛的是在回援湖北中，著名干将罗泽兰战死，给湘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战略进攻上，急躁冒进，九江没有攻下，就急于攻打湖口，特别是一些下级指挥官，轻易冒进，与主力失去联系，兵力分散，战斗力减弱，导致失败。一天晚上，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水师偷袭曾国藩水师，当时曾国藩坐船周围战船少，仓促应战遭到惨败，连他的座船也丢弃了。他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投水自尽，幸亏被人救起。这次失败后，很多人要离开他，他拿出路费，说：你们都回去吧，我留在这里，等我好转了，你们要来我欢迎。要走的人受到感动，很多又留了下来。进攻湖口、九江都是轻率的行为。当时太平天国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战将很多，如石达开、林启荣等集中在江西一带，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顽强的战斗意志。曾国藩没有仔细分析形势，过分相信军队的“一鼓作气”，一味的猛攻猛打，从而出现湖口之败、九江久攻不下。
他总结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望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
后来的很多战役，曾国藩都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了战争的胜利推进。安庆、金陵攻城之战，曾国藩采用的正是这一领导术。具体做法是逐渐用深沟长壕、精兵强将包围城池，重点打击外部援兵，直到城中再无粮草、城外再无援兵，才开始发动对城市的重点进攻，并且一举攻破。
善于凝神聚气，形成合力，也是曾国藩使用“气”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讲究团结、维系民心、集中兵力、坚守蓄气等四个方面。1854年底他在上给咸丰的奏折中不无自豪地说：
臣等一军……特耳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合，水与陸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曾国藩最看重民气问题，他爱民有所取舍。他说：“民宜爱而刁民不可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刁民一词，曾国藩没有解释，但是据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刁钻古怪，言行不合礼义、反对官府的人。在爱民上，曾国藩要求“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这个要求的基础是诚信。在能战、爱民、敬绅的关系上，强调“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
集中优势兵气打击敌人也是曾国藩运用气的特点。高明的领导者，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扬长避短。当前有些企业喜欢盲目扩面，进入多个领域，结果因为资源的分散而出现发展的困难。这就是不会用气的表现。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自己组织的薄弱环节：湘军兵力单薄，往往多新募，训练时间不久，而当时的战场很多很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都要作战。将区区几万湘军分散开来，分头进击，气就会散，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曾国藩最看重合的作用，坚决反对分兵作战，认为：“分兵为大戒，新集之勇，尤不宜分。”1860年他指示在景德镇一带作战的左宗棠、鲍超“两军兵力均不甚厚，只能各打一处，不特贵军不可分支，即鲍军亦不可分支。”这种以整体力量作战的思想，确保了军队气的集中使用，显示了制胜的优势。
坚守蓄气是曾国藩善于用气的重要做法。领导者应该有锐利的眼光，像鹰隼一样善于发现猎物、善于捕捉机遇、善于等待时机，善于发起进攻；机会没有到，条件不成熟，看见没有胜利的曙光，就要沉寂下去，静静地等待。曾国藩是坚决反对浪战的，浪战就是乱战，随意出兵。他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