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建成的弟弟、秦王李世民任尚书令，总理朝政，大权在握。李建成感到李世民是自己继承皇位的严重威胁，想除掉李世民，但犹豫不决。魏徵知道太子的打算后，屡次催促太子尽早行事，但太子迟迟不动手。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抢先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父亲退位，自己临朝称帝，即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登基后不久，便召见了魏徵。太宗板着脸孔责问他：“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残杀，该怎么办？”
魏徵面无惧色，坦然地答道：“要是太子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死于刀箭之下！”
这时，站在一旁的大臣都为魏徵捏了一把汗。太宗一听，十分惊异，暗暗赏识魏徵的直率，没有追究他以前的“过失”。过了不久，魏徵接到了担任谏官的任命，太宗要他对朝廷大事随时提出意见。
不出三年，太宗又任命魏徵为秘书监，参与朝廷政务。这时，魏徵已经50岁，太宗对他的信任使他深受感动，从这以后，他开始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
唐太宗即位之初，见郑仁基的女儿长得格外漂亮，而且能书会诗，才华出众，就立下典册，准备宣召她进宫侍候自己。
魏徵知道郑仁基的女儿已经立有婚约，只是还未行完婚之礼，他忙对太宗说：“陛下住在宫宇中，希望百姓也有房子住；陛下吃山珍海味，希望百姓都能温饱；陛下嫔妃成群，希望百姓能有家室。现在郑仁基的女儿已有婚约，陛下要把她纳入后宫，就毁了她的家室。这哪里是做万民之主的心愿呢！”
太宗听他这么一说，深感内疚，立即下诏，撤销了对郑氏的册封。
贞观初年，由于隋末以来的连年战争，经济匮乏，社会残破，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问题堆积如山，百废待兴。能否把国家治理好，太宗没有把握，他对大臣们说：“大乱之后，百姓恐怕不容易教化！”魏徵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大乱之后的百姓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你给他饭吃，他就很容易接受！行仁政，能马上见到治理的成效。”
宰相封德彝颇不以为然，斥责魏徵的话是书生之见，他说：“社会风气越来越奸诈，特别是大乱之后，百姓很难治理，必须以威猛治国。”言下之意，主张太宗诉诸刑罚和武力。魏徵不同意封德彝的主张，他当时只是五品官，但他毫不示弱，据理以驳道：“从前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执政前也经过战争，但都能用仁政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如果说百姓从秦汉时就越来越虚伪，今天的百姓岂不都变成鬼魅了吗？哪还谈得上什么治理！”
一席话，驳得宰相无言对答。太宗觉得魏徵的话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没过两三年，治国的成效显现出来，逃亡的农民纷纷返回家乡，全国粮食丰收，三四钱就可买到一斗米。社会安定，唐太宗异常高兴，对群臣说：“当初魏徵劝我以仁义治天下，现在见到效果了。”
有一次，太宗带着部分大臣到东都洛阳巡视，住进昭仁宫。太宗因为对进奉的饮食器物不满意，常常大发脾气。
魏徵知道后，闯进昭仁宫，直率地对太宗说：“隋朝的君王要求地方贡献山珍海味和各种稀有之物，越精越好，这样无限制地贪求，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取而代之，正应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引以为戒。陛下责怪地方官贡献的物品不好，是鼓励他们崇尚奢侈。这样一来，岂不是走隋朝灭亡的老路吗？希望陛下居安思危，戒奢取俭。”
太宗一听这番劝告，马上警觉起来，感叹说：“如果不是魏徵，我哪里听得到这样中肯而有远见的谏言。”
魏徵进谏，不但直言不讳，而且敢犯颜强谏。
贞观六年（632年），治国初见成效，太宗心中欢喜。大臣们请求太宗到泰山举行封禅礼，太宗欣然表示同意。这时，魏徵站了出来，坚决反对。
太宗以他六年来的亲身经历，深感魏徵有远见卓识，从不敢忽视他的劝谏。可是这一次太宗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冲着魏徵说：“你老是跟我拧着来，是你作主还是我作主？”接着，又连珠炮似地向魏徵反问道：“你不同意去泰山封禅，是我的功劳不高吗？德行不厚吗？国家不安定吗？四境的邻国没有臣服吗？粮食没有丰收吗？天上没有好的征兆出现吗？”
魏徵见太宗恼羞成怒，没有一点畏惧，理直气壮地答道：“虽然有许多理由去泰山封禅，但大乱之后，国家刚刚安定，国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各地粮仓还不充盈。您率领满朝文武和禁卫军去泰山封禅，耗资巨大、旅途漫长，沿途供奉必然索求于民，会增加百姓负担。若官府强迫征敛，将激起百姓的不满，有损您的恩德。这样图了虚名，实际上祸害了国家和百姓……”
太宗听着听着，不得不认为他说得在理，便打消了封禅的念头。但是，罢朝回到后宫，怒气还未消，情不自禁地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问：“你要杀谁？”
太宗说：“魏徵！他总是在朝廷上跟我过不去，弄得我十分难堪！”
长孙皇后却立即跪下，向太宗道贺：“魏徵忠直，是因为遇到圣明之君，这是您的福气！”太宗听了皇后的这番话，怒气才平息下去。
太宗在位23年，始终没有再提去泰山封禅。魏徵忠诚地辅助太宗，官位日益显赫，担任宰相之后，又任侍中，拜太子太师，地位尊贵。但他不因位高而明哲保身，仍然保持着随事诤谏的锐气。
太宗晚年意得志满，常常游猎，晨出夕归，并向各地搜求鹰犬之类的贡物，忠臣的谏言听不进去，百姓的疾苦也很少过问。太宗对魏徵也疏远了，似乎是怕他批评自己，为难自己。魏徵心里非常难受，他言深意切地写下了《十渐疏》，尖锐地批评太宗“纵欲劳人，亲近小人，凭自己的好恶任免官吏，爱动用军队征伐邻国”，并指出了种种误国的迹象。
太宗毕竟是唐王朝的奠基人，通晓立国、治国之道。他读完这篇奏章，大惊失色，也深深地被魏徵始终不渝地尽职尽责的精神所感动，急忙宣召魏徵入宫，诚恳地表示：“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愿意改正，善始善终，否则，我将没脸与您相见了！”
太宗还让人将魏徵的《十渐疏》抄在自己居室的屏风上，使自己都每天能读到它。又命令史官抄录一份，写在史书上。
魏徵帮助唐太宗治理国家，前后17年，终于取得了政治清明、生产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魏徵死后，太宗非常悲恸，下令为魏徵立碑，亲自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太宗时常想念魏徵，感叹地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故事感悟
魏徵敢于直言不讳、勇于直谏，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天下太平，更是为了报答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史海撷英
魏徵的法律思想
在法律思想上，魏徵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唯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权衡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
◎文苑拾萃
《谏太宗十思疏》节选
（唐）魏徵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