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4月15日，微博网友肖雪慧贴出了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发票上显示：2011年2月28日，该红十字会一顿饭吃掉9859元。事后上海红十字会通报：“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资金开支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非救灾救助款。
抛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质疑不谈，我们可以就这件事发散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在今天的北京或上海，吃一桌有鱼翅、有燕窝、有海参、有鲍鱼、有XO的宴席要多少钱？
这问题不用急着回答，吃过的同学可以想一想，没吃过的同学可以问一问吃过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便宜不了。
那么，在1926年的北京吃这么一顿饭，要多少钱呢？
1926年，梁实秋的朋友从美国回来，按规矩要接风洗尘。于是，梁实秋就在当时号称“鲁菜八大饭庄之首”的东兴楼组织了一个饭局。点了一桌燕翅席，一坛十年花雕酒、外加了几个菜……
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呢？30块大洋。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算术题了。1926年的一块大洋，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概40元。这也就是说，梁实秋、冰心、吴文藻这帮文化圈人士在吃了一顿有拉菲、有鲍鱼、有鱼翅的大餐，最后花了1200元人民币。
重要的是，这事发生在北京；更重要的是——梁实秋是教授，每个月至少能挣300大洋；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一名小学教师，那么每月工资大概40块大洋，狠狠心一咬牙，吃顿大餐也就是3/4的月薪。
今天的北京，想用1200元请这么一顿饭肯定是不可能的事了，它只够我们买一瓶500毫升的35度飞天茅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红十字会，也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不过，上面这些事情，似乎不应该是我们普通小市民考虑的问题，因为在1200元恰好是普通白领每月可供支出饭钱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面临着一件比历史和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更严峻的事：通胀已经蔓延到了食品领域中。2011年里，我们不仅吃不起豪华饭局，甚至连普通的一餐一饭也变得越来越贵。
根据大众点评网发布的2011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北京人外出就餐人均单次消费为60元左右，这也就是说：1200块钱只够参加20顿AA制普通饭局，当然，这是不含任何酒水的。
吃得再经济一点，我们只能弃饭馆取小摊了。
2011年在北京，一日三餐可以这样搭配。
早餐：一笼10个的杭州小笼包要4块钱，分量有限，不能保证是否吃得饱；
午餐：可以选择兰州拉面做调剂，在北京的商业中心区里，拉面基本上是10元到12元一碗，在居民区，拉面的价格是8元到10元。如果你想保证拉面是名副其实的牛肉拉面，那么对不起，请付15元选择加肉版本；
晚餐：终于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番茄炒蛋盖浇饭的平均价格已经从8元上升到了10元，当然如你所知，它的特点是——冬天鸡蛋多，夏天番茄多，无论如何，总会以最经济的形态出现。
算下来，每天想要保证最低档次的饮食，至少需要花掉24元，一个月下来就是720元左右。看起来，每月1200块钱的食物支出基本可以保证吃饱，可是，人毕竟不是饲养场里的生猪，可以每天吃同样的食物。填饱肚子不是我们唯一的需求，在营养与口味之间，还需要有更多的选择。
在连续上涨的CPI面前，在超市、菜场的蔬菜肉蛋越来越贵的事实面前，再加上煤气费、电费、水费的支出，自己买菜下厨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恍惚之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发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如何能吃得好又吃得饱，又重新成为了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