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地道外是江湖艺人和江湖骗子杂处之地。常在江湖上混的人将他们的行道归纳为“金皮彩挂柳团水调”。“金”，江湖上称为“金家门”，指的是江湖术士——算命先生，包括摆摊设店，走街串巷，打板鸣金招揽生意的。“皮”，江湖上称为“皮家门”，指的是江湖医生，包括那些卖牙痛药的、卖眼药的、卖虫子药的、卖大力丸、百寿丹的、卖香面和避温散的、卖狗皮膏药的、卖刀伤药的等等。“彩”，江湖上称为“彩家门”，又称“立子门”，指的是江湖幻术，包括戏法、杂技、魔术、马戏。“挂”，江湖上称为“挂子门”，指的是武术艺人，包括那些打把式卖艺的，举砘子、砸石头的，拉硬弓、摔跤的。“柳”，江湖上称为“柳家门”，指的是卖唱艺人，包括各种大鼓、蹦蹦（评戏）、莲花落、各种时调、小曲、竹板书等等。“团”（念tuǎn），江湖上称“团家门”，指的是以说为主的艺人，包括评书艺人和相声艺人，江湖上管评书叫“团才”，管相声叫“团春”或者叫“春口”。“水”，江湖上称“水家门”，又称“穷家门”或“丐帮”，指的是有门户的乞丐，包括打竹板的，耍牛胯骨的，耍洒拉鸡的（简板形，前有龙头、龙须、绒球小铜钵，另有一个竹片，上有锯齿，称洒拉鸡），数来宝、唱喜歌的。“调”（读diào），江湖称为“调鱼门”，指的是旧社会的拆白或叫拆白党，包括：坑、蒙、拐、骗、偷，江湖上管他们叫“挑涔的”、“挑果”的、吃“黄啃”的等等。
旧时地道外是绺窃、杂八地、黑旗队的活动中心。在恶势力的庇护下，这里出现了野妓暗娼、小押当、地下赌局和大烟馆。尤其是杂八地开设的鸡毛小店，他们往往以“下关东”回来的老客为主要对象，坑、蒙、拐、骗，老客上了圈套，银钱花尽，沦为乞丐，甚至死在街头被扔进臭坑。
据老人们讲，最初在地道外表演献艺的大多是撂地艺人，后来才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人们观曲艺有民艺剧场、红光书场、百花书场、乐园书场、跃进书场、立通书场，听京剧有前进京剧团，看电影有郭庄子影院、太平影院。这里尤以曲艺著名。市曲艺团的马三立、赵佩茹、陆倚琴、小岚云和花五宝，和平曲艺团的高英培、刘文亨、阎秋霞、王毓宝和孙杰，南开曲艺团的马小荣、魏毓环、杨少华、马志存，红桥曲艺团的王本林、张宝茹、刘奎珍等老艺人当年都在地道外表演过相声、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天津时调和魔术、戏法。老地道的北方评书更是令人难忘。著名评书艺人姜存瑞、顾存德、边豫棠、索存寿等都是在这里起家的。
在地道外书场还流行津派评书，说书人用纯正的天津方言，说天津的故事，当时以说“混混论”见长。比较著名的书目是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内容讲天津河北脚行李金鳌争地盘、夺码头的故事。此书在地道外红极一时，说书人以蒋轸达及其弟子张枢润、于枢海、王枢祥见长。此外还有其他专门流派，如说《聊斋》的说书艺人有陈士和、刘剑英、张剑生、刘立富、张立川；说《济公传》的有周存惠、张清廉；说清宫秘史的有固桐晟等。笔者少年时代也曾去地道外的书场听书，听过陈士和说的《聊斋》。“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聊斋志异》节说……”，这是开场白。然后“啪”的一声，这是在拍打惊堂木（称为“醒木”），于是便开讲。每场结束前总得留个“扣儿”，勾引你明天接着来听。上世纪50年代老地道仍有书场，计时收费，10分钟一分钱，观众可随时进出。书场不大，一张讲桌，几排长凳，讲者津津有味，连说带比画，听者聚精会神，忘记了时辰。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往事而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自鸦片战争特别是在天津划分租界以后，一些外国人陆续涌入津城，这座开埠城市很快便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紫竹林”一向是租界的代名词。这里距海河不远，清早期有一座紫竹林寺，供奉观音菩萨，道光年间形成村落，叫紫竹林村。咸丰十年（1860年），法国继英国之后，在这一带强划了法租界，法租界的旁边是英租界，紧挨着英租界的是美租界。由于法租界中的紫竹林距离轮船码头和天津海关很近，不久便形成商店鳞次栉比、洋楼比肩而立的情形。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德国和日本虽然也相继在天津强划了租界，但紫竹林一直是各国租界的中心。
由紫竹林往南，行至一两公里，是“小白楼”。这个地带也很繁华。为嘛叫“小白楼”？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租界地开辟不久，有几个在侵略战争中留津没回国的英国单身士兵，在英租界南部海大道与狄更生外国地，有洋人，天津迤东紫竹林道的拐角处（今大沽路和徐州道的西北角）盖起一所二层小楼，外墙均涂白色，作为他们的娱乐场所。后来，当地人就以这所白色楼房作为当地的称呼。另一种说法是：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和克森士道（今开封道）交口的西北角，早年曾有一所中国古老的楼台式两层小楼房，外墙全为白色，门前有一对汉白玉狮子。这座小楼房是清朝洋务官僚招商局总代办徐润的家庙（祠堂），当地人称之为“小白楼”。后因年久失修，房主更换，痕迹全无，但小白楼的称呼却流传下来。
小白楼的地方不大，但名气不小。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来天津强辟租界。最初，小白楼一带为美国租界，其地域东西方向以海河与海大道为界，南至今开封道，北迄今彰德道，面积约131亩。1902年，美、英私相授受，将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后英商先农房产公司在小白楼一带建房开发，首先在克森士道（开封道）西段南侧建造了全长近600米的先农里，然后在狄更生道（徐州道）、海大道（大沽路）、今开封道等处建造大批楼房。小白楼东侧是海河航运码头，其英租界的金融、贸易中心——维多利亚路（今解放北路）贯穿于区域中心，因而该地界形成了以外国人及中国的官僚、买办、下野政客、军阀为服务对象的销金窟。这里有饭店（外国人在天津开办最早的饭店——利顺德饭店）、酒吧、舞厅、电影院（平安、蛱蝶、光陆三影院是当年天津最高档的电影院），更有理发、美容、西服裁剪等行业，还有专门经营进口化妆品、服装、鞋帽及洋酒、罐头、西点、糖果的商店，均以高档、时髦而著称。天津开埠后，外国军队以保护侨民利益为由纷纷开来，为外国大兵服务的商店、酒吧、舞厅、妓院等应运而生。每至夜晚，这里成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
各国租界，可谓“国中之国”，它们各以其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态而展现出不同的社会风情。比方说，英租界的绅士风度，德租界的贵族派头，日租界的赳赳武夫，法租界的花花公子……各色人等，纷纷亮相，各种新鲜玩艺儿不断展现，令天津的寻常百姓大开眼界。曾见一幅杨柳青年画，题为《新到天津紫竹林跑自行车》，画面上，洋楼林立的紫竹林租界街头，三名青年男女在表演单人和双人车技，旁边既有西装革履的洋人指手画脚，叹为奇观，又有中国男女老少聚众围观，不断喝彩，使我们形象地了解到旧时租界的生活场景。另外，“大英国，工部局，中国轮船招商局”；“俄租界，靠车站，铜顶坟地远处见”；“大德国，工部局，瑞记大楼铜人移”；“大法国，领事官，法国坟上一座山”，这些老俗话也都真切地反映了天津老百姓对“外国地”和“洋人”的印象。
天纬路，地纬路，贾家大桥一片树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八国联军的“都统衙门”手里接收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今金钢公园和第二医院处。因去租界地的“老龙头”乘火车会受到牵制，于是袁决定兴建一个新车站，这就是今天的天津北站。随之又修成一条由金钢桥通往新车站的道路，称为大经路（今中山路）。不久这个地区便形成一个南北纵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其南北向的道路与大经路平行，为二、三、四、五……经路，东西向的道路以《千字文》命名，为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等多条纬路。老俗话里所称“天纬路、地纬路”即为这一地区东西向道路中起头的两条，也可看做是这一区域地名象征性的代表。
那时，天津人将这个区域称为“河北新区”（主要是与旧城区相区别），或干脆就叫“中国地”（主要是与租界地相区别），似乎意味着这里才是中国人自己的地方。还有人说，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近代城市规划理念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新市区”。“中国地”的房屋不同于老城里也不同于租界地，而多为中西合璧式，既具传统民族特色，又掺入一些西方的建筑符号，可明显看出此时西学东渐的印记。近来我翻阅一部名为《家园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的书。凌叔华和凌淑浩的父亲凌福彭，清光绪乙未科进士，袁世凯督直推行新政时他先后任天津道和天津府知府，当时他们一家就住在“中国地”。书中说：“凌福彭在河北区边缘有一块地盘，家里的房子就建在那里。……外国人在市中心的租界占据了天津最好的地盘，低洼地带却被留给中国人。”（此处未必比租界低洼——作者）书中还说：“他们住在一幢西式风格的两层小楼里，围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座小小的中式房屋，一半被假山遮住了。……房子外面是圆形的，一楼有一道现代的、有隔墙的走廊围着。有的房间里摆满了欧式家具，而另一些房间则是传统的中式风格。对于天津的这栋住所，她们描述细节的说法总是在变，因此在我的脑海里，这里有弯弯曲曲的走廊、风格混杂的房间，楼梯的扶栏是用深色木头雕成的，通向不知何处的地方。”这些记述透露出上世纪初这片“中国地”中西混杂的建筑格局，也可看出当时的房内陈设。
“河北新区”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立宪运动、五四运动、天津起义等，而且名家荟萃。有人做过统计，这个地方在近现代至少走出40位名人，其中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周恩来，也包括数学家陈省身，写武侠小说的宫白羽，还有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吕碧城……
“中国地”马路宽畅，交通便捷，不比租界地逊色，不仅建筑富有特色，街巷的取名也极有品位。大经路的里巷多用“大”打头，如大成里（寓意大功告成，或学问、事业大有成就，或比喻太平无事）、大仁里、大义里（仁、义为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等；二经路的里巷多用“二”打头，如二南里（取《诗经》“周南”、“召南”二风）、二贤里（纪念古代名贤伯夷、叔齐）、二极里（南北两极）、二美里（取之《礼记·檀弓》“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意为“房屋华丽高大”）、二吉里（寓意吉祥、吉庆）等；三经路里巷用“三”打头，如三阳里（寓意三阳开泰）、三才里（旧时以天、地、人为三才）、三级里（寓意连升三级）、三益里（取《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三戒里（《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四经路的里巷有四维里（旧时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勿里（取《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此等等。
而大凡坐落于天纬路的里巷，多用“天”字打头，如天保里（“天保”为《诗经·小雅》的篇名，是一首为君主祝福的诗）、天禄里（“天禄琳琅”为清代乾隆皇帝在宫中收藏宋元善本书的地方）等；坐落于地纬路的里巷有地兴里等；坐落于元纬路上的里巷有元吉里（“元吉”表示大福，大吉利）、元福里等；坐落于黄纬路的里巷有黄鹤里（古代传说，仙人子安乘黄鹤云游各处），黄华里（黄华即菊花，《礼记·月令》：“菊有黄华”）等；宇纬路上的里巷有宇泰里、宇俊里等等。
以上地名既序列化又具传统文化内涵，但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这些命名却也犯了大忌。五四运动进步团体觉悟社所在地三戒里，“文革”期间居然被扣上“阶级调和论”和“鼓吹孔孟之道”两顶帽子，这是觉悟社创始人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万万没有想到的。不仅三戒里，还有泰来里（含《周易》“否极泰来”之意）、竹贤里（取竹林七贤之典）……所有地名几乎都被视为封建余毒，除了大批特批，还要更名换牌。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被“更名改姓”的街巷也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它们的“真名实姓”。
再说说“贾家大桥一片树”。贾家大桥过去确实存在，与天纬路相对，桥是架在金钟河上的。元、明、清时都曾在此设关，征收往来运盐船的盐税，天津人俗称“小关”。该桥于1953年填河筑路时被拆除，其址就在早先河北区文化馆礼堂。今日的金钟路当年为金钟河，系北运河的支流。作为水陆要冲，又处于小关大街之头，这里在半个世纪前显得尤其热闹。据老人们讲：“那时桥口很繁华，坐西是山泉涌豆腐房，还烤芝麻烧饼，炸果篦儿、油条（长劈）、套环等，现炸现卖，吃着方便。这里还制售豆腐、豆浆，豆浆汁浓味醇，豆腐鲜嫩可口，顾客来吃早点，一碗豆浆端上来放一会，便浮起豆腐皮，用筷子挑起，就着香油炸的馃子，吃着新烙出的烧饼，那白里透黄的豆浆，喝起来真是又香又甜又糊嘴。豆浆房对过是干货铺，这家卖的干货十分齐全，从花生、果仁、黑白瓜子、葵花子到榛子、核桃、乌枣、柿饼、杏干、桃干以及脆枣等一应俱全。货既全，价又廉，生意做得很红火。干货铺前有炒锅，刚炒熟的花生米，个个带着小红皮，又脆又香。”如今在这里已看不到往日的喧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