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知府的张咏开创了由地方政府发行纸币的先例，在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开始在四川流通。
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有相当的位置，就在于1000年前成都诞生了它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种货币便是成都制造的交子。
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只有到了宋初即公元10世纪末叶至11世纪初，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这种货币的发行，最初由成都的16户富民主持。此时距宋平四川才30年左右。这16户富民的资产不可能在30年左右发展到足以创造一种崭新的货币，他们在前后蜀时期其资产一定经历了一个积累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就不会出现纸币。
就交子纸币的来龙去脉，我们在上节中已经间接地说到，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后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宝”铁钱流通，宋平蜀后便铸铁钱“平蜀钱”，且铸量甚大。笨重的铁钱加重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竞争力的相应下降。
小铁钱每10贯重65斤，小铁钱10当铜钱1，因此买一匹布要花铁钱2万，重达130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成都物品输往外地，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尤其是远程贸易往来的不便，有特别的功效。
于是乎，纸币的诞生便呼之欲出。交子的发行，是成都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中国素来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商业的漠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纸币的发行，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得上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
难怪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成都，见到一张小小纸币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令其大感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
交子对后世的影响，冉云飞先生把它与“都江堰水利工程”对等齐观，他如是高度评价：“交子的发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样，是成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作出的特殊努力，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泽惠之深度和广度，却是世界性的。”
冉先生对交子的溢美之词不仅于此，他还陈述到：
“交子的诞生不只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上的重要一页。再者，此前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交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交子进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
作为信用货币，其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
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的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这种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被称为“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
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70万贯，只是纸币发行量的不到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10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导致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业萧条。
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大病初愈的成都，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
宋末，元军三次攻打成都，两次被蒙古军攻占，第一次“城未破”，第二次“郡城焚荡，城市残破，故家文物，荡然无存，人口凋零，十丧其八。”三次打击，使富裕的成都大伤元气。元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虽仍以成都为四川行中书省的治所，但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商业极度衰落。
南宋后期，发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宋蒙（元）战争，从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队第一次攻入四川起，到1279年四川为元军全部占领止，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使四川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蹂躏和破坏，人口由200多万锐减到10余万，经济残破，满目荒凉。成都这座通都之邑，被蒙古军攻破抄掠后，也几乎成了瓦砾之场。正如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述，宋元战争使“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这是成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时期。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统治，设立了严密的戍镇系统，在许多要害地方都驻扎有重兵，成都也是元军驻守和重点经营的“天下腹心”之地。在战争中遭到毁坏的成都，又逐渐得到了恢复，人口有所增多，城市经过重建，水陆交通和商贸活动也日渐活跃。
这个时期，大病初愈的成都，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来成都应该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前后，他受忽必烈派遣，由大都（今北京）出游，经阳曲（今陕西太原）、长安（今陕西西安），辗转来到成都。我们今天得知这位历史人物，是从他的震惊中外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知道的。在该书第113章《成都府》一章中，马可?波罗这样写道，“（成都）昔是强大都市，历载富强，国王多人为主者，垂二千年矣”，“此州昔有一王，死时遗三子，命在城中分地而治，各有一城。然三城皆在都会大城之内”。作为一位异乡的匆匆过客，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的文字当做经典，但对那个时代本来遗存不多的文献来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急，广半里，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这些记载，已经成为《马可?波罗行纪》描述成都最为经典的句子，“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锦江船舶众多，商贾乘船“往来上下游”，打鱼的渔船拉网捕鱼，“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以至马可?波罗不得不声明：“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历史上的锦江是成都的动脉，不但哺育着成都人，还是一条繁华的水道，而元代成都则是河运的黄金时代，百舸争流，千舟竞帆，汇聚成了锦江的财富海洋。
看得出来，这位千里迢迢而来的欧洲人，对成都的印象还不错，对此时的成都也不泛溢美之词。只可惜他的文字只限于万里桥与锦江一带，对于我们了解元代的成都风貌很有局限性。但也够了，因为
这个时候，万里桥与锦江已经是成都最繁华的地方了。
由陕西向西南旅游经过成都的时候，成都又依然是一幅天府之国的情景了。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成都是“一座壮丽的大城”，“全城方圆三十二公里”，“市内的河上修有大桥，并有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沿河两畔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还说“这个省的居民信仰佛教”，“居民以务农为生，城市中有许多制造业，尤其能纺制精美漂亮的布匹、绉纱或绫绸”。但这个地区也是“野兽麇集之处”，可见当时的繁华还是有限的，人烟并不稠密，战争的疮痍并没有完全消失。
元代对成都的经营，主要出于军事屯驻和加强统治的目的，在此期间有大量的蒙古人和回族人入居四川，促进了多民族融合的趋势。在经济文化方面，成都由于饱受战争的创伤，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直到明代统一全国后，成都才又完全恢复了往昔的繁荣。
明清以来，短暂的繁华和长久的等待……
真可谓命运多舛，自元而至明清，蜀中多遭战乱，结束了成都长达千余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美好时光。
至清代顺治元年（1644年），张献忠第二次攻占四川，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加之瘟疫流行，顺治三年全城被毁，成都人口锐减，“十室九虚”，四川巡抚官署也迁往保宁府，成都商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可以说，自明末清初，成都商业都处于漫长的衰落时期。数十年旷日持久的战事，将昔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繁华赛江南的成都变成了十室九空、野兽出没的废墟。
清初，康熙皇帝多次下诏，鼓励移民入川，明令入蜀开垦者，6~10年得免课税，吸引两湖、广东、福建、江西、贵州、陕西等省的许多民众相继入川，长达百余年的向四川大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
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成都人口始有恢复。在以后的200年间，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陆续增加，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慢慢恢复，商业也开始有了生机。
大规模的移民使成都居民籍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外来移民占绝大多数，土著居民只占极少数；外来移民又来自10多个省份，成都变成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重新熔铸了成都人的开放性格。各地移民共同为恢复、发展成都的经济文化贡献力量。乾隆以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西蜀沃土又重新成为天下大粮仓。
在清前期的移民运动中，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及其种植技术被带入，如玉米、红薯、马铃薯、甘蔗、烟等；一些新的手工业、加工业技术被引进，如制糖、制烟、织布、制茶、酿酒等，使得成都经济更加多样化发展，推动了成都从经济复苏走向经济繁荣的步伐。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结点，文化繁荣的背后一定是商业昌盛。无论是3000年前，还是3000年后，成都都是商都。
康熙帝身后的清朝，被后世称为“盛世”。诗人柏桦也特地写过一些感人的诗句：“在清朝，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牛羊无事，百姓下棋……”
清代的洋务运动，使成都形成新的
商业中心。至清代中叶，由于外地商人纷纷来成都经商，来人多的省份先后设立了作为洽谈生意、交流信息、联络友情的会馆，计有陕西会馆、河南会馆、山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贵州会馆、湖南会馆、福建会馆、安徽会馆、浙江会馆、广西会馆等30多处，这些会馆标志着成都商业进入又一个繁盛时代。
这种繁盛时代的另一个标志，可以从傅崇矩所著的《成都通览》中显现出来。该书记载，清宣统元年（1908年），成都人能接触到的省内工业品种类繁多，涉及纺织品、木器、竹器、工艺品、药品、农业机械等方方面面，来自全省各州县。比如，江津的提花麻布、漂白斜纹布，奉节的黄杨木细梳、各色布匹，新繁的棕叶仿宁波凉鞋、慈姑粉，内江的蜜饯糖食、织花羊毛毡，叙永的竹席子，夹江的细篾衣箱、细篾帘子、细篾挑箱，合州（今合川）的制革靴、桃片，江油的石炉、石椅、石桌、石屏，德阳的篾丝扇子、蜂窝桌幔、斜纹操鞋，岳池的细灯草席子、细青布白布，灌县（今都江堰）的竹黄，绵竹的花布、仿造古鼎古瓶、梳子、篦子，渠县的砚台、瓮器，什邡的各色湖绉，云阳的黄杨木筷、毛葛巾，以及泸州的雨伞、风肉、织布机等。
《成都通览》又载，清末有69个行帮，其中，以油米帮、丝绸帮、药材帮为最大，都在300户以上。不仅形成了一些商业区，如商业场、春熙路、东大街等，还出现了许多以生产和销售某些手工业产品的专业街市，如昌福馆的银丝器皿，东御街的铜器，染房街的骨器，科甲巷的刺绣，福兴街的制帽，纯阳观的布鞋，御河沿街和半边桥的织锦等。
从宋代沿袭下来的各种货市也有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青羊宫的花会，汇集各地物产，“栉比竞赛，游人如织”，成为四川省的第一大交易会。当时。成都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之广泛，还可以从遗留至今的一些街名得到印证，如盐市口、牛市口、羊市街、草市街、骡马市、簸箕街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沿海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成都也出现了一些近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商企业。特别是清末推行“新政”，在“振兴商务”、“收回权利”的口号下，四川商务局（后改劝业道）在成都建立总商会，兴办劝业会，修建劝业场（后改名商业场），成都商业再次趋向繁荣。
《成都市志?商业志》载，民国初年，四川战乱较多，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不仅使成都原有的手工业生产处于奄奄待毙的境地，而且也窒息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后，川政统一，市场稳定，稍见繁荣。
抗战后期，特别是胜利后内战复起，通货膨胀，市场紊乱，工商百业大多倒闭破产，就连久负盛名的丝绸业，也有90％以上的织机停产、机房倒闭。
成都虽然自清同治三年（1877年）就有近代工业出现，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只有几个行业的34家小型工厂和900多家手工业作坊，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在工商企业营业额中，商业占78％，手工业占13％，现代工业仅占9％。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官僚、军阀和地主豪绅们，却把敛聚的大量钱财倾注于金融业和商业，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又导致了金融业和商业的畸形发展。以1949年为例，此时成都市有官办和私营的银行、钱庄、保险公司104家，其中官僚资本拥有巨资，操纵着金融和市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受限制。而商业中又以绸布、百货、首饰、高级服装、餐馆等6个行业为最盛，它们的营业额占总额的40％，一向以成都为集散地的川西土特产，如药材、茶叶、皮毛等，仅占15％。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又导致了消费格局的巨大变化，整个市场一片萧条。
皮之不存，毛将焉乎？即使再繁花似锦的成都，也随着一个王朝的轰然倒塌而进入了另一种境界。从而等待着时机到来，再次崛起。
一次次备受打击，一次次再次崛起，成都商业文化的不屈与不挠，令人击掌。
锦绣，不光是一个丽词，或许也是两种最贵重的商品。
锦江、锦城、锦里、锦官驿……带锦字号的名字，给成都商业带来了锦绣华章。
成都织锦、刺绣、制盐、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等手工业很发达，带动了商业繁荣，故筑“少城”以成市。
西汉时得都江堰之利，成都织锦业天下闻名，故又专门修筑锦官城，即织锦大街坊，城中设“锦官”。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名曰“锦里”。
蜀汉时诸葛亮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是时，丝锦已成为军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织锦之盛。
锦官驿，汉时就有的老地名。因蜀锦发达，两江汇合处专设驿站发货水陆外运。
《钗头凤》《一双绣花鞋》，以及年华、前程、山河、文章、华章、大地 、云彩……为什么所有的事一沾上锦绣就变得如此迷人又如此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