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俯瞰天下胸怀和野心的秦国知道，仅仅靠民间力量在少城内小打小闹地搞织造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手段，官方独家投资，设置一个专门的国家丝织厂（作家李劼人先生称其为成都织锦业的“特别工业区”）作为囤积财富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为突出核心产品，宫廷中人为基地取名“锦官城”，简称“锦城”。令今人遗憾的是，关于何人为这座制造之城题字、揭匾、挂牌的精彩描述，竟被时光这座字库塔不遗一字地收走了。
对于锦城的所在地，历代古籍多有记载。《华阳县志》载：“李膺《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华阳国志》:‘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水经注》:‘夷里桥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又说：“杜工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此乃诗人隶事之词，非考古之实。抑或工部时锦官城遗址尚在，而丞相祠堂正当笮桥东流江南岸，与锦官城相近则亦未可知也。”[sic]
据此看来，直到唐代时锦城遗址都有可能尚存，其具体位置在当时的“流江南岸”，即今锦江南岸一带，距离武侯祠不远之处。筑城时，李冰尚未治理都江堰，成都有两江平行地自然绕城而过，一条是沱
江，另一条就是流江。
秦国及以后的秦王朝将全国唯一的锦官城定址在成都，这自然是成都的绝对资源优势决定的。定址成都后，把锦官城选址在笮桥南岸一片临江的开阔地上也是颇有讲究的。筑城决策者真是一个好官，他选择织锦之地的唯一准则是以锦为本，而非以风水、交通、成本等为本，更非以“人”为本。锦官们令织锦技师和织锦女工在成都境内两条河流的各个点位遍漂锦帛后发现，只有“流江笮桥”附近的水才最出效果——它的干净度、温度、流速、化学含量构成等，不仅使蜀锦织成后在漂练工序中达到脱胶与漂白的作用，还可使其纹理更加清晰，色泽更加鲜丽，宛如花儿初绽。这道漂锦的工序就是左思《蜀都赋》记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自此以后，流江成都段就被称为“濯锦江”，简称“锦江”。
锦城城垛里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包括织锦技艺、设备工具、生产规模以及织女的身段、容颜与手。于是，每当蜀锦织成，数千锦女手把蜀锦，款款出城，来到江边濯锦，锦江北岸就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阅美、打望的人。锦女们一些在水边濯锦，一些把锦拿回城中搭在一望无边的高高的锦架上晾晒。那时，微风拂起了锦女的长发和裙裾，傍晚的霞光把锦女袅娜的身影投于江水，与随波逐流、随锦女纤手与腰身起落的长锦形成错位、交叠、倒置和反飞的奇妙景趣。一匹又一匹五颜六色的蜀锦在锦女手心舒展开去，就像一尾又一尾色彩斑斓的鱼儿被仙女放生。这个让人迷恋的场景会一直进行到夜色浓密、雾霭笼来，锦女背江回返，在北岸的想象中折进她们的生活社区“锦里”，才人散江静，复归原态。唐人刘禹锡在《浪淘沙》
毋庸置疑，女红产业在历史上对成都城市的地位与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描述过濯锦情形：“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刘郎写这首诗时，他灵感中的江堤边一定浮出了浣纱女西施朦胧的丽影。
那个年代，守望锦官城里的织女出城濯锦，是成都市民游娱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民间对锦官城里神秘事象的擦边打探和对以锦绣为代表的所有有关女红鲜活记忆的长久锁留。人文锦城的无限变大，其结果是，慢慢地，这个扑满女红胭脂和技艺的名字，就成为整个成都城池的美丽指代了。
蜀地锦绣是温软的，锦城女红是温软的，只不知它们是否知道，自己变换出来的沾满南丝路露珠和马味的大量外汇，实为秦国统一天下出了大力。
女工们在锦官城里生产的蜀锦蜀绣产量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仅从蜀汉时期的几则实例中就可略知一二。211年，占据荆州一带的刘备进军到涪城（今绵阳）后，四川最高行政官“益州牧”刘璋需他帮助抵抗汉中张鲁，便送了他不少的粮食、战马和锦、缯、絮、帛等丝织品。《太平御览》记载，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的仓库，发现丝织品的库存很大，一次
就赏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蜀锦各一千匹。刘备几次“联吴抗魏”，就几次送锦给吴，《吴记》中说，222年那次“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一丈八尺为一端）。
后主刘禅也曾以蜀锦赠送吴国豪强张温，借此笼络感情。曹魏买的蜀锦，不仅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战马，还当做珍贵礼品馈赠外国。公元238年，魏明帝曹睿赠送日本女王的礼物中就有：绛地交龙锦5匹、绀地句文锦3匹，前者是以绛色作铺地锦加上交龙花纹，后者是以绀色作铺地锦加上句曲花纹。到蜀汉灭亡时，国库中尚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sic]，可谓惊人。
纺织、浆染、缝纫、刺绣、鞋帽、编结、剪花、面花、玩具……蜀地女红的杰出人物和产品是嫘祖、蜀王氏女、蚕丛和蚕、桑、锦、绣品。从古至今，很多漆工甚至漆艺大师也是女儿身，如果你嗅觉灵敏，一定能在那些精美的成都漆器的沟壑纹理中嗅到一缕女子肌骨中透出的遗香。《后汉书》对西汉女红的描述是：“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因于此，我在读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时，总是把诗中的红当做花儿和女红交织的红来读的。
毋庸置疑，女红产业在历史上对成都城市的地位与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时，成都与长安“两城财富，甲于全国”。但作为全国丝织第一重镇，成都在汉代时终于屈居到了第二位——当时，全国“三大丝织中心”：一是首都长安，二是四川成都，三是齐鲁境内。西汉末年，成都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城（今南阳）)并称为“五均（均是市场管理的意思）”，成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
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被改称为“南京”的成都，一时间成了中原士族避难的天堂。人才及财富骤然涌入，经济文化陡然繁荣，“扬一益二”之说由此获得，即天下城市，唯扬州、成都二城而已。这番景象，在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诗中是这样反映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
但到了唐宋以后，成都的锦官机能及体制被废置，那些心灵手巧的织女们散落到成都的大街小巷，干起了私家小作坊营生。一个由国家主持的锦绣时代由此渐行渐远。颇有几分意思的是，历史上南诏人几次攻破成都，“慰赉居人，市不扰肆”，他们把抢劫金银珠宝放在很次要的位置，而是一门心思地专门抢劫锦工、绣工、漆工和其他门类的工匠，被掳走的能工巧匠人数有上万人之多。南诏人是聪明的，他们知道金银是有限的，而变金生银的手艺却是无限的。从此，大理的蚕区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也“工文织”。令清朝初年的成都织女永远想不到的是，自己丝一样纤秀的手艺竟令一个屠夫举起了屠刀，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张献忠从成都撤走时，一种面对宝贝自己不能拥有就干脆毁掉的心态，使他把锦工绣女杀得几乎一个不剩。
好在蜀地是生殖能力极强的一匹母锦，那逝去的一切，不光是只去不回的散忆和流想——你看，时光又在慢慢地给它以修复。
清《成都通览》说“成都之女工出品”有“靴鞋、通草花、丝绦、钩手帕、绣……”
有一种传说叫锦绣
在汉代，经常纵马驰骋在南丝路上的大官，恐怕就是司马相如了。作为持皇帝手谕，“经略西南夷”的封疆大臣，身穿“相如锦”的他，长年累月地周旋在成都南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司马相如与锦发生关系，是在他当官之前。全国著名实业家、临邛巨富卓王孙的女儿文君小姐因被大才子司马相如的一曲《凤求凰》撩得心旌摇曳，遂与大才子连夜私奔。据《西京杂记》和《清异录》载，二人结婚后，这对郎才女貌、潇洒自在的绝配虽赚得了时人的一些眼羡，但终没敌过缺银
少金的困扰。这一天，相如突然就想喝酒了，于是索性跑到典当行，现场脱下身上的一件“鹔鹴裘”，换了买醉的钱。这件衣服的料子是织成鹔鹴纹的蜀锦作的裘面。“鹔鹴”，一种类似云雁、生有长颈、羽毛碧绿的美丽水鸟。随着相如身份的提升，后来，当这件鹔鹴裘一出现在市场时，立刻轰动了成都。其时正好有长沙风流名士王渲携乐伎董和仙来成都旅游，二人灵机一动，遂比照鹔鹴图案制成时装在公开场合亮相、展销，并称此丝织品为“相如锦”，一时间达官贵人竞相仿效，“相如锦”声名大振。
司马相如的赋、锦双双红遍大江南北后，扬扬自得的他还曾作过一首《合
唐代文学家有不少记述“卓氏锦”的诗文。郑谷《锦诗》中说：“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即有卓氏名姝，相如丽室，织回文之重锦，艳倾国之妖质。”
组歌列锦赋》，用织锦作比喻，把自己写作汉赋的理论与秘籍昭示于天下。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话说，相如夫妇“当垆卖酒”令卓王孙大伤面子、尴尬无比，只好分给女儿僮百人、钱百万，重重补上了女儿二婚的嫁妆。正是这100个织锦刺绣工奴，为“文君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此，成都锦官城外又新增了一家由卓文君任厂长，以生产“文君锦”为主产品的民办丝织厂——司马相如自此转为专职饮酒作赋。由于文君的美术设计才华、技术革新能力和织奴“鸣梭静夜，促杼春日”的辛勤劳作，以及老爹的暗地发力，文君织锦厂很快就后来居上，其锦绣产品在南丝路的运输和贸易过程中，大受文人和丝商赞誉。
中华博物审编委员会《中国工艺美术词典》单列有“卓氏锦”词条：“传为西汉卓文君家中所织。唐代文学家有不少记述‘卓氏锦’的诗文。郑谷《锦诗》中说：‘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即有卓氏名姝，相如丽室，织回文之重锦，艳倾国之妖质。……懿其彩色足重，鲜明可嘉。青为禁柳，红作宫花。能使御尉萦障，夫人饰车。郎宫居而列宿，郡守衣面还家。岂若乎齐纨之与楚练，岂并细縠之与轻纱。’均对其作了细致的描述。”
唐代李群玉也有诗云：“似濯文君锦，如窥汉女妆。”张何的行文不似郑谷、李群玉一样的纯赞美，其墨汁还溅到了锦的技术层面。在张何看来，文君织的“回文重锦”，叶疏花密，布局巧妙，其间能睹蝶飞，能闻鸟鸣；色调鲜明而厚重，青的似“禁柳”，红的如“宫
花”。尤其濯于锦江时，“芳树映落涧中”，“晴霞色照潭底”。这种美锦有的作为上呈朝廷的贡品，有的作为华丽的“步障”，有的作为车马的装饰，有的作为赏赐给臣僚的锦衣，远非当时所谓的知名织帛“齐纨”、“楚练”所能比肩。
做锦弄绣的文君可能永远想不到，2000多年后，她的故事竟被成都人彭世平创作成了双面异形主体绣品《文君听琴》。此绣屏的正面绣的是卓文君在帘外倾听帘内的司马相如弹琴的画面，而在绣屏的反面是司马相如在帘内弹琴，卓文君在帘外倾听。
巧妙之处是正面的卓文君的背面就是司马相如，正面的司马相如的背面就是卓文君。两面结合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而绣工的精细，更是耐人寻味。
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为了巩固三分天下局势，进一步北征曹魏，他把发展蚕桑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秦统一全国，刘邦灭项羽，都有赖于蜀锦蜀绣奠定的经济基础。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诸葛亮在居家住地广都县南19里（双流县东北），后来称为“葛陌”的地方，种桑800株，用实际行动号召人们种桑养蚕。
诸葛亮鼎力发展锦绣产业，使蜀汉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关于复苏的景象，晋人左思借《蜀都赋》作出了这样的描述：成都城内“栋宇相望，桑梓相连”。锦官城仍然屹立在“笮桥”东边、流江南岸，许多寻常人家都以织锦为业，出现了“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
锦江之滨，“濯色江波”的蜀锦，像初霞在雾水中展开。少城内，来自海内外的商人摩肩接踵、春风沐面，“纤丽星繁”的以蜀锦、蜀绣、漆器为主打产品的货物堆积如山。朱启钤《丝绣笔记》也说，从诸葛时期以来，蜀锦蓬勃发展，行销全国，甚至压倒了当时有名的“襄邑”织锦。倒霉的襄邑因此被迫改产后，全国锦绫就只有蜀汉的质量最好、数量最多了。
蜀国丝织品对魏国、吴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南朝《丹阳记》载说，中国的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后汉书?方术列传》里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回左慈在曹操的宴会上，运用法术，当场变出了松江鲈鱼。曹操认为没有蜀中的生姜调味，有点美中不足。左慈说也可以办到。曹操怕他就近取些生姜来顶替，就说，前些时他派了使者去蜀地买锦，要左慈顺便告诉那个使者多买两匹。左慈果然只用一刻钟工夫就从蜀中取回姜来，并把口信带到了。后来使者回来，验问果然如此。这个故事虽然怪诞，但说明魏在蜀买锦，已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魏文帝曹丕也对蜀锦花纹赞叹不已，曾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
清乾隆年间，一名叫张应诏的官员沿着南丝路回他的家乡探亲，当他看见侗乡的织锦时，一扫颓败的南丝路带给他的颓败情绪，竟不能忍住吟诗赞记的冲动：“丞相南征日，能回黍谷春。干戈随地用，服色逐人新。苎幅参文绣，花枝织朵匀。蛮乡椎髻女，亦有巧于人。”（《诸葛锦》）
223年春天，诸葛亮坚定按照《隆中对》既定的“南抚夷越，北伐中原”的战略决策，率军亲征，南丝路上一时间车马辚辚、战尘滚滚。诸葛亮运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南征方针，以刀枪震慑，以蜀锦笼络，很快就让南中心悦臣服。
诸葛亮一边平定南中，一边不断地“移民实边”，送去成都先进的织锦刺绣技艺，使南中少数民族实现了由“无蚕桑，少文学”，到“建城邑，务农桑”的跨时代转变。南中地区至今流传着诸葛亮南征时的一些锦绣故事。
为保护蜀锦品牌、品质和品位，明确销售方向，获取最大利润，大倡织锦的诸葛亮规定“锦、绣、綦、组、绮、罗、绫，玄黄衣帛”等丝织物，普通人不能穿用。
在构成商脉的若干要素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型的一个。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
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两类之分，譬如吾国三条“丝绸之路”中，“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属陆路，“海上丝绸之路”属水路。
从地缘学来说，成都乃至四川，除了水路锦江商脉外，还有陆地丝绸之路商脉。当然，此处的锦江纯指河流。从大锦江文化的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商脉，亦是锦江商脉的一部分。
商路的起点，便是合江亭下的那条生生不息的锦江。
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代表长江文明的另外两个伟大象征：都江堰和历史更为悠久的南方丝绸之路，却始终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存在于大地之上，奔流于千万亩的平畴沃野，蜿蜒于南方的崇山峻岭中。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起点，成都商贸发达，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西汉时，成都是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到了东汉，成都又发展为海内六大商贸中心之一，成为长江流域唯一的全国性大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