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寺庙与信众相遇
常常见到一些老者写一些民国时期的趣事——最令他们难忘的，总是少小时随大人逛庙会的那份热闹与惊奇。
有了寺庙，就有了信众；有了信众，就有了商机；有了商机，就有了市场。对于这个市场，我们得为它取个名，这个名雅致一点称“庙会”，通俗一点称“庙市”。
由于有了市，参加庙会的人就不仅仅是信众了，还有不排斥佛教、道教的本土及外地游客。
进一步说，庙会就是对人们聚集在道观寺庙或其附近，周期性定时开展包含有祭神、娱乐、购物和餐饮等内容的主题活动的统称，如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庙会、明代北京都城隍庙会，和今天的成都大庙会；再如5月的成都大慈寺药市，2月的成都青羊宫花会。
成都大慈寺前、东大街上的夜市不属于庙会，因为这个夜市是1年365天都不歇市的常设市场，而不是周期性的定时活动。
成都灯会除新中国成立后办了35届的青羊宫元宵灯会外，其他的也不是庙会——因为有灯无庙。资料显示，清嘉庆年间，成都城内自正月初一晚上起，寺院、街户就被百姓们挂上了各种各样的灯笼，称为上灯。灯会从初九晚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生活于康乾盛世的蜀中奇才李调元在《正月十四至成都是夜观灯》中写道：“试灯节届渐闻声，次第鳌山压锦城。十字楼头星共灿，万家门口月初明。”那时的灯会是一种普遍的活动，所有的寺庙，所有的街道，所有的河道，都是灯会的现场。这也不是庙会。
当然，有些庙会似乎也是灯会——但究其实质，辉煌的灯火，仅仅是对庙会作出的炫目而豪华的托举与映照。
市场选择寺庙为载体除看好信众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寺庙安全。在寺庙的庇佑下赚钱心境是怡然的——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警察、城管、小偷，谁不敬畏神灵？再者，寺庙与市场结合，也是双赢的——市场的聚集效应及心理让寺庙的香火更旺了。
另外，庙会还是儒、释、道三种力量号召、吸纳各自信徒的平台。因为这个，办庙会，各个寺庙求之不得又非办不可。
还有，人需要欢娱和欲念，但又不能忘乎所以。这样一来，禁忌和习俗出现了——庙会正是宗教功能对世俗生活的掣肘与博弈。
东汉张道陵在成都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之后，逐渐有了围绕严真观、玉局观、青羊宫等道教宫观平台形成的各个庙会，著名的包括二月十五青羊宫花会、三月三学射山至真观蚕市、玉局观药市、灌口二王庙川主会(今都江堰朝拜李冰的放水节)等。这一时期是成都庙会功能逐渐齐全的阶段，已经具备了后世庙会的雏形，但宗教意义仍大过了民俗意义。（史幼波《佛
有了寺庙，就有了信众；有了信众，就有了商机；有了商机，就有了市场。对于这个市场，我们得为它取个名，这个名雅致一点称“庙会”，通俗一点称“庙市”。
道文化与成都民间生活》）
汉魏以后，成都佛教渐兴。晋唐，成都地区已经陆续有了如石犀寺、新都宝光寺、龙泉驿石经寺、大慈寺、万佛寺、多宝寺、圣寿寺等名寺——自此，佛教类庙会出现。
唐宋，成都佛教高度发达。以青羊宫为核心的庙会已让位于大慈寺。佛教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纠合在大慈寺找到了最好的展示舞台。至真观道士历来有祈乞田蚕风气，唐高宗时，至真观道士王晖“好为人相蚕种，遥知丰损”，以至人群蜂拥，蚕市大兴，年年相袭。不唯蚕市，成都各市皆兴。陶宗仪《说郛》引唐宋《成都古今记》称：
“正月灯市 二月花市 三月蚕市
四月锦市 五月扇市 六月香市
七月七宝市 八月桂市 九月药市
十月酒市 十一月梅市 十二月桃符市”
这些“十二月市”中，除少部分属纯集市外，大多是依寺举办的庙会。其实，庙会也不尽是一家寺庙独有的垄断产品（活动），如蚕市，除大慈寺（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办得最有影响外，圣寿寺（二月十三日）、龙女祠（三月二十七日）、严真观、宝历寺（正月十五、二月二日）、龙兴观（三月三日）、通真观、乾元观等10处亦有。宋代蚕市不仅多，还大。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及附近郡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因之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汁物。”宋词人张仲殊在咏成都蚕市的《望江南》中写道:“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
得益于陆游的诗文，我们得知宋代成都还有一个在正月七日举办的庙会，叫圣寿寺麻子市。“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乐事新年忆锦城，城南麻市试春行。”
孙跃中在《从花会到劝业会》中说，宋时每年九月九日为道教九皇会，成都人此日游玉局观药市，“柳月珠帘卷，花市春风绣幕褰”。其盛况堪比二月青羊宫的花会。“其时，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珍织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
文庙西街石犀寺，曾为宋代蚕市所在地，极盛时发展为36院，与大慈寺东西并峙，号为成都第二寺，明清时，逐渐衰落。同治十三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奏准以此地建尊经书院。
明清一代，受战争与新学的影响，成都寺庙、庙会多有折损，但后又得益于“湖广填川”的修补，终致把唐宋以降各庙会承续了下来。有人统计，成都城内清代恢复的传统庙会集市约有17个，大慈寺仍为扇市、七宝市、药市；圣寿寺花市、蚕市、麻市；花市在城西青羊宫与新南寺。
古时，城外的集市被呼为草市。由此想来，设于清嘉庆二十年、至今人气十足的新都县木兰寺二月二的木兰会（种子会），也当属草市之列。
——古人也许没想到，较之城中大市，城外草市的生命力更加
过去，成都城外的乡村庙会遍地都是，如龙泉驿，三月初一洛带城隍会，三月三洛带燃灯寺前川主殿抢童子，端午后龙泉镇天师驾会。龙泉驿最隆重、最盛大的庙会是每年冬月十五日开山门起，至次年三月十五日止昼夜举行的石经寺期山会。
如都江堰，有正月初九徐渡马祖寺上元会，正月初十大兴朝街会，正月十六龙溪天官庙会，二月初一青龙东岳庙会，三月三玉堂童子会，四月二十八石羊药王庙会，六月六蒲阳雷祖庙会，七月七金马碧山寺会等。
不同的庙供奉祭祀有不同的神。在乡村，庙会期间，各行各业供奉的神祇会借庙会平台纷纷登台亮相，安享本土信众一年一度的虔诚迎拜。这些神祇中，有菜行陶朱公，屠行张三爷，木行鲁班，糖酒行杜康，水食行雷祖，染房业梅葛二仙，土布业织机圣母，等等。
笔者朋友余茂智在《庙会，成都社会风俗的百科全书》一文中写到了草市：“对乡人而言，逛庙会也许是他们一年中最为享受的一种快乐和幸福——先到寺庙道观焚香祈福，然后到物资交易区去看看各类商品；之后看戏，看了戏再到小吃摊上吃碗酸辣粉，品尝一下兰州的拉面、新疆的羊肉串；兴致所至，或许就买上一件新衣裳，衣裳口袋再揣上些外地的酥脆京果，趁夜色未降，哼着刚听来的戏中唱段或歌谣，回家去了；是夜，或许就梦见了白天所见的繁华，或者就梦见了神灵遂愿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应该说，早在更远的佛教尚未传入中国、道教也未创立的先秦时期，成都地区就有了庙会的萌芽，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古蜀国时期的国家祭祀活动。
三星堆在挖出大量祭神用品的同时，也就挖出了古蜀人群聚活动即“庙会”的侧影。
社祭的社不但是一种信仰单位，还是社会基本组织单位。上古时期的社祭活动是中国庙会产生的主源。祭祀之日，部落中人且歌且舞，吞肉灌酒，大乐大欢。这样的场合，自然容易产生庙会，蜀地则更易，因为蜀人善歌舞、喜吃喝、爱逸乐，还长于以货易货的交易。
《华阳国志?蜀志》透露了蜀地第一座祠宇的消息。“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而后市的蚕市则在古蜀第一代先王那里寻到了自己的源头。“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元费著《岁华纪丽谱》）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
大慈寺=大庙会＋大狂欢
提到庙会，不得不提古称“震旦第一丛林”、唐代成都第一大佛寺“大圣慈寺”的“市”。
尽管按照宋代普济《五灯会元》所载印度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推算，大慈寺约为3~4世纪间始建，但最先和大慈寺产生某种联系的名人当为《西游记》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三藏法师玄奘从长安到成都，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他究通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寺讲经。不知不觉中4年多的成都光阴就过去了。玄奘在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后，从东门上船，泛舟三峡，取道荆州至长安，实现他赴西天取经的惊世之举。
时间到了唐天宝十五年（756年）。一位和大慈寺注定产生某种联系的至显至贵者出现了，他就是那位庙号玄宗的李某人。此人入蜀的确不算威风，甚至连光彩也谈不上，毕竟是为安保龙体而远避安禄山之祸嘛。但在成都城“虚度”的1年多的时间里，他竟因逛到大慈寺门前而产生了一次光彩
的行为艺术。据清嘉庆《华阳县志》引《佛祖统纪》称：“唐元（玄）宗幸成都，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敕建大圣慈寺；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并书大圣慈寺四字额。”不知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还是又一次恤民的行政姿态，这位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暮年帝王，总之是为东大街北岸的大慈寺提了笔，赐“大圣慈寺”匾额并田一千亩扩建寺宇。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那位大慈寺的优秀僧人英干，是他选择在寺前的东大街街头一如既往地为成都穷苦百姓施粥济贫，这才幸而被郁郁不乐的唐玄宗看见并触动了他的不知是哪根弦，这才让大慈寺有了突然而惊人的发展。玄宗皇帝的那块四字赐匾，使得大慈寺免于了武宗时“会昌灭佛”，因为它“不在除毁之例”，这是后话。
唐明皇李隆基打道回长安一年后，由具有韩国王子身份的无相禅师重建的一大片恢弘院落，“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四十二间”，在大慈寺绽放开来。
到了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奉旨镇蜀，再次扩修大慈寺普贤阁，对成都这座最古老的寺院作出了自己一次接力性的贡献。为了让平原上的寺院文化区风水轮转，深知“智者乐水”的他还开凿了一条“解玉溪”流经寺前，从东门附近缓缓汇入锦江。引水之举让大慈寺环境更趋完美，使其成为我国唐代中后期颇具声望的讲经胜地。据记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高僧知玄（悟达国师）讲经于普贤阁，听众日达万余人。
凑巧的是，因为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使得唐朝又一位皇帝——唐僖宗，重复了百年前他祖宗的经历，再次“幸蜀”，来到成都避难。僖宗的4年成都光阴悠闲而雅致，少不了去大慈寺拜佛祈福，并仰着首，欣赏祖上题字。
提到庙会，不得不提古称“震旦第一丛林”、唐代成都第一大佛寺“大圣慈寺”的“市”。
玄宗皇帝的那块四字赐匾，使得大慈寺免于了武宗时“会昌灭佛”，因为它“不在除毁之例”，这是后话。
最安全的所在，是皇帝去的地方。两位皇帝入蜀这一时期，全国还有很多饱受战乱之苦的画家、艺术工作者、巨商，闻“帝”而动，纷纷来到蜀地，寻一份净土搞创作、做商业。一时间，商贸繁华，成都还因此成为绘画、书法的热土和天堂。仅在大慈寺中，就有壁画千余幅，留下这些作品的，都是全国的知名画师、书法家，多达六七十人。作品中，据说还有唐僖宗及其群臣百余人的画像，惟妙惟肖，堪称那个时代的广角照。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宋代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等书，对大慈寺壁画作者及内容也是着墨多多。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其弟苏辙游大慈寺，对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倍加赞赏，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世”。大慈寺壁画，创下了唐代中国壁画多项指标之最。
高僧、皇帝、官员、商人，加上艺术家业已成为大慈寺的常客。这样一来，原本就香火兴旺的大慈寺，被增添上无以复加的人文资源内容。寺前的市集也与之成正比地逐渐发展，最后形成一个著名的庙会群。
如果单单就寺庙的规模大小而论，笔者以为不管大慈寺有多大都不是推显它特殊魅力的最佳点位。举凡它的魅力，当是无穷的。千年前的大慈寺内外，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倘以我们今天所游所见的大慈寺去延伸联想无疑误读。因为当年的成都城，没有幸福梅林、农家乐，没有人民公园、现代
游乐园，更没有KTV、迪吧……那时哪有我们今天如此丰富的玩法呢。正是如此，最让笔者惊讶的就是，大慈寺承载了当年蜀都百姓的众多娱乐功用，文娱一体、商教一体、书画一体，恐怕宗教和世俗能和谐统一到如此地步，也只有在成都这个耍都的寺院了。
大慈寺所占据的东城高地，恰能与定时热闹的民俗节会产生共鸣。正是在唐代的成都罗城修建之后，内城东门到外城东门两点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东干道，这一干道上的大慈寺空前的商业繁荣便是街市兴盛的明证。据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市前。”
一个“俱”字可见，大慈寺前的季节性市场，比今天成都的任何会展会场、“某某一条街”都更具“杀伤力”，它是被10几种行业包围、拱卫的重磅中心：不仅有蚕市、药市、七宝市，还有灯市、花市甚至麻市等各个领域的天然载体。同时在解玉溪的两岸，还因得天独厚的城内滨河优势，形成了经久不
高僧、皇帝、官员、商人，加上艺术家业已成为大慈寺的常客。这样一来，原本就香火兴旺的大慈寺，更增添了无以复加的人文资源内容。
衰、生命绵亘、一直承袭到近现代的阑珊夜市。从《方舆胜览》“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和田况诗《登大慈寺阁观夜市》的记述中，就能身临其境地体验到那时夜市的盛况，恰如唐之长安、宋之汴梁。这一夜市习俗，一直山路十八弯地拐到了晚清、民国。
宋代的大慈寺俨然就是成都举行盛大节庆的必选之地，官贵聚首，与民同乐。一入夜里，寺前东大街上则满是星火灯笼，阑珊点点。夜市排成长龙，蜿蜒在解玉溪畔，人流于中间穿梭，仿佛行走在外空银河，半夜也未见散去。
南宋末年，战火荼毒，使得大慈寺受损严重。但元代的地方官员仍在大慈寺大摆宴席，似自娱自乐，又似仿唐效宋，虽未及前朝之繁盛，但也终究是堪称华丽、热闹。
有关大慈寺成为民俗活动核心的那部分想象，笔者最早就是从元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知悉的：“正月初二，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上元节，放灯。二月二十一日，晚宴于大慈寺。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据费著统计，每年官方在大慈寺举行的太守与民同乐的游乐活动多达12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