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会期，八人大轿抬着城隍“出驾”，轿前有游人扮成的判官、无常、牛头、马面、鸡脚神、小鬼开道，紧随其后的是善男信女焚香打扇，和着锣鼓喧天的古装戏会浩浩荡荡地游遍全城，成都市民倾城而动，人山人海，万人空巷。
城隍会，也是商业的盛会。每到城隍会期间，由于进城的外乡群众很多，城中人口骤然增了几倍乃至十几倍，各种物资消费、各种游娱、各种小吃也相应增加，这样一来，城隍会又有了庙会集市的功能，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物资交流的繁荣发展。
除城隍会外，每年还有3次城隍“出驾”期，届时，3个城隍庙的菩萨被抬出庙门，一府带二县，共同巡视成都城。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回忆，三个日子分别是清明日、七月十五及十月初一。
在这3天，两县的城隍被大轿抬出，先到东大街府城隍庙“诣见上司”——府城隍菩萨，然后“三城隍同至门外赏孤，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就如同官府大人坐着轿子在街上走过一样。出驾队伍“最前为旗、锣、伞，与官府仪仗大致相似”。后面有扮相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阴曹地府中的各种人物，每种二三十人。阴五昌、阳五昌等，在额头上扎着纸钱，红面绿脸的，看着让人害怕。队伍中还有扮罪犯的，设计成刀叉入腹的模样，被鬼役拖着往前走，甚是凄惨……这场面，笔者在长江边的鬼城丰都见过。
浩浩荡荡的城隍队伍所到之处，被亲眼所见的周询描述为“倾城聚观，万人空巷”，沿途仿若物交会一般，商摊密布，叫卖声不绝于耳。
菩萨经过的门前设了很多香案，菩萨一到则附近的人就争相膜拜，祈福佑安。游行人员还沿途抛纸钱，凄声怪叫，扮鬼神的人还可以沿途顺手抓拿小摊上的食品，
白吃白喝，不受阻碍。城隍“出驾”在城外祭奠孤魂毕，由随驾队伍先“恭送知府菩萨”至东大街府城隍庙后，再将两县城隍菩萨送返本庙。
“湖广填川”产物：会馆里的商业秘密
我们去游成都东郊的洛带古镇，是冲着它的4个会馆去的。而在清代，成都城内就有很多会馆，只是由于时间的冲刷，它们大多没了踪影或残烂不堪，这才使洛带会馆显得珍稀。
《成都通览》在“成都之会馆公所”节里列示了1909年成都城中的会馆数目，计有贵州、河南、湖广、陕西、浙江、江西、山西、川北、广西、云南、江南等17处异地会馆，以及燕鲁、两湖、黔南、黄陂、安徽、两广、川东、陕甘等10余处地域性公所。
有了这些会馆、公所后，时人常常能见到一些商人模样的人在这些建筑体里成群结队、进进出出。
现在，我们要问，这一座座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建筑体咋就“空降”般来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它们的腹腔里又藏有怎样的商业秘密呢？
要说清楚这些事，还必须从“湖广填川”说起。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一天，一个叫陈尧钦的壮汉偕兄弟二人从湖南省宝庆府新宁县走出，望四川而来。兄弟三人疲惫的脸上漾着希望的春光，他们似乎看见了蜀地肥沃而荒芜的土地，看见了秋天的粮仓。陈尧钦落户四川乐至繁衍至第九代时，陈家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陈氏三兄弟的迁川之举，正是发生在清代初年的那场浩大的“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的产物和无数实例中的一个。
“湖广”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好些人凭字面理解认为它包括两湖和两广，其实不然。元代时，“湖广”作为“行中书省”，其范围包括现在湖北省武汉附近一带、湖南全省、贵州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广东省西南部以及海南省，即两湖、两广和海南。从明代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范围为湖北、湖南二省。雍正元年以降，湖广行省被分为湖北、湖南两省。我们现在说的湖广，即指湖南、湖北两省。
何谓“湖广填川”呢？
历史上有过两次“湖广填川”：第一次在元末明初，高峰期在明洪武年间；第二次是在清代初期，从顺治末年始至嘉庆初年结束，高峰期为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我们通常说的“湖广填川”指的是清代初期的“湖广填川”，因为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前者。
“湖广填川”是四川因战乱导致人口遽减，从而由清政府在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山东、浙江、江苏、安徽14个省推行的一场移民填川的宏大运动。由于移民中湖广人所占比额最大，最具代表性，故将这场大迁徙俗称为“湖广填川”。
宋末的四川，因对元军作出了最顽强的抵抗，所以也遭到元军最猛烈的报复，人口一下子由1000万锐减到60万，这就为第一次“湖广填川”奠定了基本条件。元末明初，四川差不多换成了以麻城人为主体的湖广人，此番景象与四川历史上原来的北方移民大异其趣。至此，湖广人已成四川的土著。明万历六年（1578年），待四川人口终于发展至310万、垦田13万顷时，却又迎来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平定全蜀时，四川仅余9万人（亦有60万人之说）、垦田1.7万顷。繁华的成都成为虎豹之乡，四川的省会不得不移至阆中。
清初“湖广填川”移民总数达623万，其中，湖广移民约为346万，占55.5%；迁自粤、闽、赣的客家移民共247万人（广东移民约144万，江西移民约83万，福建移民约20万），占移民总数的39.6%，其他省份移民占总数的4.9%。川东地区（今重庆市）接纳的移民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为312万人。
四川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因战乱、天灾、瘟疫导致原土著人口几近灭绝而被“清场”的同时，又在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运动中获得了重新“洗牌”。因此，正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为四川地域文化作了最后一次铺底和构建。
据清末资料记载，在清初“湖广填川”中入籍成都的外省人比例为：湖广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贵10%，江西15%，安徽5%，江浙10%，两广10%，福建、山西、甘肃5%，其他省5%。那时，成都街头巷尾流传着一首《竹枝词》，唱词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湖广填川”不仅填来了人，还填来了红薯、甘蔗、海椒、番茄等农作物和一些生产工具。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仅仅上溯十二三代，我们就会看见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那些一队队跪别宗祠后从原乡出发的迁徙人群，举着“奉旨填川”的旗幡，怀揣着过关路牌，挑着祖骨和族谱，扶老携幼，披星戴月，望四川而来。落担巴蜀后，他们抢占土地，垦田拓荒，生儿育女，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其情何等英雄而慨慷，其势何等宏大而壮丽！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小平的祖先从江西吉安庐陵迁至广安。清代初年，朱德祖先从广东省韶关县迁入仪陇县马鞍场，杨森祖辈从湖南衡州迁居广安龙台寺，聂荣臻祖先从江西迁至贵州，又由贵州迁至重庆江津，刘光第祖先从福建汀州府迁至富顺，张爱萍祖先从湖北省麻城市孝感乡迁至达州罗江，李宗吾祖先从广东梅县迁至富顺，刘子华祖先从江西迁至成都东郊洛带，巴金祖先从浙江嘉兴迁至成都，李劼人祖先从湖北黄陂区迁至华阳县，艾芜祖先从湖北省麻城市孝感乡迁至新繁县。1781年，郭沫若祖先从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迁至乐山。1682~1710年间，韩素音祖先从广东省梅县迁至郫县……
300年来，源自15个省的全新的四川人博采众长，在并肩开垦四川、发展四川的劳作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海纳百川的文化，为人类发展史又一次增添了一大奇迹和一大实证。
“湖广填川”在填来人、种子、技术和文化的同时，也填来了会馆、会所。
移民们抵达四川站稳脚跟后，随着商业的发展，为了联络乡谊，捕捉商机，排解身处异乡的文化孤独，增强同其他省籍移民和土著的竞争优势，便呈攀比状地竞相在四川城乡修建会馆。四川会馆的建置年代，以雍正、乾隆年间最为集中，占69％。始建年代最早为康熙年间，最迟至光绪年间，年代跨度200年以上。有学者对清末全川108个县统计，发现有会馆1400余个。全川遍布异省会馆密度之高，居全国第一。
目前，成都城内除位于陕西街芙蓉饭店内的陕西会馆尚存外，其他均在郊区（县），如龙泉驿的洛带，金堂的土桥、五凤溪。
集资募捐修建会馆的主要是同乡会、同乡商会和大小商户。会馆除祭神功能、生活互助功能（丧葬、医药、助学、养老、育幼、抚恤等）、娱乐与社交功能外，更多地体现在其商用功能上。
会馆外现的商业也就是一些餐饮住宿娱乐，更大的商业产生于商人或公开或秘密的聚首。
同籍商人的聚会、宴请、信息交流、纠纷解决、商务谈判、签协、商业策划与组织等，都是在同籍会馆里进行的。追踪那些江浙帮、江西帮、陕西帮等团队在市场上突然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商业风暴，都会在他们相应的会馆院墙内发现其发轫的蛛丝马迹。
成都各会馆，事实上还有一种各省“驻蓉办事处”的作用。本籍各色人等来成都办事，首先去的地方，便是他们的会馆。
至于会馆里那种庙会性质的办会活动，则主要体现在其众多的祭祀活动和“会期”中，如湖广馆农历三月十七日举办的王爷会，七月初一举办的朱公会；江西馆九月初九举办的九皇会，等等。“成都城在清康熙年间逐渐恢复，许多会馆建筑建于城内荒野之处，初多无街道铺户。后因会馆会期甚多，商家小贩依会馆做起买卖，渐成街坊，成都的许多街道遂与会馆结下不解之缘。”（陈世松《四川客家》）
较之寺庙，会馆还更适宜搞活动，因为它不仅有大坝，还有永久设置的万年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戏台、舞台、表演台、讲话台、信息发布台。
据《成都通览》介绍，成都会馆“最大者为福建馆、浙江馆，最小者为布后街之河南会馆……公所城内外均有，以燕鲁公所、两湖公所为最大”。
公所的性能与会馆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要小一点，并且，一些公所还是行会活动场所，如清末成都之酒坊公所、四十炉公所（楞伽庵街）、酱园公所
在清代，成都城内就有很多会馆，只是由于时间的冲刷，它们大多没了踪影或残烂不堪，这才使洛带会馆显得珍稀。
云南会馆街）、屠行公所（北门外）、烧坊公所（北门外）。
重修青羊宫的张德地，也是清初“湖广填川”时期使四川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较快恢复的著名功臣。“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田十顷以上，予迁转”。正是四川巡抚任上的张德地向康熙呈上的这个奏折的获准，拉开了“湖广填川”序幕。
庙会“航母”——成都大庙会
斥资600余万元的首届成都大庙会是2004年1月18日晚上7点30开的庙。开庙仪式分为迎宾、开庙、喝彩3个部分。“迎宾”由琴台路上的7个方队近700人作行进式表演；“开庙”指在文化公园大门口彩台和两侧10门彩炮烘托下，由彩猴掀开庙门；“喝彩”为庙门开启后，手持糖饼、风车、风筝、鞭炮、气球、胡萝卜的大头娃娃从庙内跑出来，迎接逛庙人的到来。
笔者清楚地记得自己去文化公园（二仙庵旧址、青羊宫旁）逛首届成都大庙会的情景。在琴台路泊了车后，凭发的工作证从文化公园东门入园。有工作证，便免了15元一张的门票。一进门，首先撞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台上正在表演的“打金章”场景。高台被人群密密匝匝围了，一双双眼睛正惊心动魄地观看着台上的一招一式。“打金章”是旧时成都武林打擂比赛的称谓，无论何人皆可上台比试，最后获胜者将得到象征荣誉的金章和一沓奖金。
文化公园一直是成都传统灯会的举办地。大庙会入驻文化公园的同时，已举办了35届的成都灯会便东迁到了塔子山公园。
首届成都大庙会在文化公园举办，从次年即2005年始至今，一年一度的成都大庙会一直在武侯祠（园林区、三义庙、锦里）举行。
“2005成都大庙会”从2月6日开到23日，笔者记得的亮点是余光中、洛夫、舒婷、李元洛等一拨诗人在怀乡，千盏孔明灯像满天星斗在洒下温暖的福祉。
“2010成都大庙会”历时21天。韩国、法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驻蓉领事馆官员等嘉宾出席了开庙仪式。截至3月3日大庙会结束，共接待游客约110万人次，创下历年新高。
2010年5月24日，历时三天的“四川?成都大庙会”在台北市中心的中山广场落下帷幕。其时，“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刚过不久。两年前，台湾支援了四川，两年后，四川没忘记感恩台湾。
在台北中山广场举办活动，以前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的，而成都大庙会一办就是3天。且3天都是天天爆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录。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一行在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的陪同下参观了大庙会并在现场与台湾民众亲切交流。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说，大庙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深受台湾民众的喜爱，希望不仅在台北市举办，也欢迎到台湾其他城市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大庙会吸引了22.5万人次的台湾民众和游客前来参与。
“湖广填川”不仅填来了人，还填来了红薯、甘蔗、海椒、番茄等农作物和一些生产工具。
成都东大街在唐时就存在，是出川入城的必经之道；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外省人、四川人的马蹄声，音乐般地敲打着脚下的古石板路……
东大街是成都最富的街道，几里长的街上有很多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外地旅客来成都，大都住在东大街各旅店……再往城里走，就是大名鼎鼎的盐市口了。
东大街，曾是成都跨出盆地、走出四川的标志！
彼时的东大街，无论其名气，还是繁华程度，都远远在春熙路之上。春熙路是民国后的“新贵”。
老字号只能证明历史，实绩展示未来。春熙路承接了东大街的曾经，又助推出一条簇新的东大街。
之于二街，成都繁华，若出其里——若出其左，若出其右。把脉二街，春熙路之前，可以摸到东大街；东大街之后，可以摸到春熙路。
春熙路做纽带，一边是东大街，一边是劝业场——为了成为东大街和劝业场之间的纽带，春熙路诞生。
而东大街，却是盐市口与锦江之间的纽带——锦江商脉就这样顺着东大街来到了春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