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较为原始时期的贸易，是靠什么来交换的？事实上，古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对外贸易，同其他形式的商业活动一样，经历了从易货贸易到货币交换的发展过程。专家研究发现，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处于城市形成时期，贸易中主要采用易货贸易的方式，一件物品的价格往往要用一些标准商品来衡量。随后，铜、银先后成为为其他货物定价的物品。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什嫩那法典》，在开头就罗列了银对玉米、鱼等物品的比价。英国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一文中更是认为，随着贸易日益广泛的开展，黄金、白银、青铜、锡等贵重金属都成为可支付的货币。
虽然有的城市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物品的价格，但在对外贸易中，价格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美国学者戴尔?布朗主编的《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中告诉我们，在许多商贸类的泥板文书中，特别注明了要根据交易发生时的现行价格来支付货款。
这个时候，古蜀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主要为海贝。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齿货贝，基本上来自于印度洋。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时常将它作为货币。古蜀研究专家邹一清也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齿货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便于串系，是为货币，用于交易。它同商周贝币、南亚次大陆地区贝币及南中地区贝币的形状、功能是一样的。”段渝先生在《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中也持相同观点：“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凉山、茂县等地，也发现了相同的齿货贝，表明至迟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贝币就已成为古蜀对外贸易中使用的支付手段，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货币。”
两种不同的货币，是由于两地在国际贸易中空间上的地域性不同造成的。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人民币”和“欧元”，可以通兑，只不过比率有所区别而已。“古蜀主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对外贸易，出蜀入滇，再进入印度洋北部，即进入古代高度发达的印度洋文明区，属于印度洋北部贸易区。而美索不达米亚则处于繁荣的地中海东部贸易区，她强有力的城邦之王数次征服地中海东岸，使得地中海东部贸易区较为统一的使用同一种货币。”[sic]
因为两河流域间的数个大城市群落的兴起、完善和兴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其货币显然是属于比较“坚挺”的那一种，相反，古蜀由于城市形成和演进的主要原因，动力不同，对外贸易在不同城市中的地位也不同。邹一清认为这样的不同，主要是由“政”“经”的主次地位所决定的。“青铜时代古蜀第一个大城市三星堆，是将神权、王权集于一体的国都。蜀王居住在国都之中，号令统治城乡。三星堆里也有繁华的商贸，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这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以及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贸易在三星堆只是一种经济附属物，三星堆的实质仍是政治中心，是神权统治治所。”[sic]
自古以来，雄居东方的中国，经济基础往往都从属于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古蜀雄踞西南，威抵四方，从酋邦时代到王权时代，都形成、建成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古城，如葭萌城。在这类古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军事镇守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功能。
成都算得一个怎样的“例外”
而古蜀都城成都似乎算得上一个“例外”。因高超的现代工业技术和工商业而形成、兴起的古蜀古城成都，城市经济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不高，城市布局突出商贸特色，城市文化更加开放，贸易在城市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古蜀诸城连绵分布于同一时间和空间，各自的地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于是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功能完备的城市网络体系。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节点，文化繁荣背后一定是商业昌盛。无论是3000年前还是3000年后，成都是为商都，自古使然。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相当于殷商时的鱼凫、杜宇时期，古蜀人的生产加工和商贸活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那时的商贸活动不仅满足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多种需要，还极大地活跃了古
专家们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做金相组织、电子探针成分及X—衍射岩相鉴定等多种现代考察，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以往发现的青铜器。
蜀国的社会生活内容。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进一步触摸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昌盛的历史文化。
从文化过渡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金属冶炼技术。三星堆和金沙高超的冶炼技术，把成都带入了一个空前文明的阶段。
专家考证，青铜冶炼有先铸法与后铸法之分。先铸法是先铸器物部件，再置于铸器身的范中，与器身焊接；后铸法是铸好器身后，再在其上造范铸接部件。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冶炼一直使用先铸法。中国古代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春秋战国时期才从后铸法进步到先铸法，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青铜人头像的背后竖着一根弯弯的管子，经科学检验，是焊接上去的。
令人不解的是，几千年前人类还处于烧柴、烧炭的低温用火阶段，300年前随着电和乙炔的使用，人类才有了焊接技术。5000年前的三星堆人是怎样掌握高难度的焊接技术的？三星堆的铜树、树枝采用的套筒焊接，大筒口套小筒口，历经数千年地下潮湿埋藏，仍然十分牢固，没法抽出来；树上小鸟的爪子是用一种高强度黏结剂粘上的，比焊接还牢固，成分至今分析不出。难道三星堆人已在数千年前使用了高分子化学黏结剂？神树上铸有一条龙形动物蜿蜒而下，竟是用粗细不同的圆铜管扭结而成麻花状的，现代金属工艺专家们不禁赞叹道：即使在21世纪，这也是难度极大的高科技技术。
日本专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几何图案花纹，发现在两块直径约1米水平切割的玉石石料之间，误差不超过半微米；三星堆青铜面具上常见的方形小框，留有金属切割印痕，他们认为是当时人工办不到的，因为5000年前不可能有这么高强度的金属切割工具。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远不止于此：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制造技术上反映的科学技术含量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文明水平，有的与现代人类才拥有的精湛技术接近。专家们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做金相组织、电子探针成分及X—衍射岩相鉴定等多种现代考察，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以往发现的青铜器：以往的大多含锌元素，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器则不含锌成分，而在自然界中通常铅锌都是伴生的，三星堆人是怎样将铜与锌分开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器含有微量的磷元素，以增加流动性和弹性，这也是以往的青铜器所没有的。三星堆研究专家吴红和季元龙先生研究还发现，三星堆出土高达数米的青铜神树，其底座维氏硬度值为Hv=60。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高硬度，三星堆人何以能做到？三星堆青铜神树含微量钙元素，在中国古代为首例，在今日亦罕见，不知是技术所致，还是偶然？这只能说明三星堆人5000年前就掌握了相当多的现代青铜金相学知识，才能针对不同需要巧妙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