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安乐窝”，“美酒堪送老”
就像一册厚厚的商业史，我们只能大略地管窥其局部，记述其精髓，勾勒其风貌，描绘其瞬间……其间的精彩故事，错综复杂，精彩纷呈，却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事。
能够将这一脉络作一简要的梳理，看到成都这座古城的商脉走向，我们已经感到很吃力了。
我曾多次撰文陈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称成都历史上的名人排行榜，实际上就是文人排行榜。也就是说，在成都留下过背影的名人，几乎由文人构成，由此可见这座城池的文脉。然而，为什么文人会排着队地来到成都？如果说成都一直是穷乡僻壤，会有那么多文人“到此一游”吗？非也。文人的青睐，更大程度上映衬着这座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舒适的生活。
成都据横断山之东，临长江上游之地，为中国西南的“天下之中”，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西南、控临边疆的战略基地。
古往今来，来成都“安乐窝”的文人骚客，商界巨贾，可谓层出不穷。我的好友冉云飞先生曾经深刻地分析过古代入蜀的文人和商贾的心态，他说：
“古时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过水道出川，便会看到夔府一带土地之贫瘠，民众生存之危艰，地广人稀。从万县上岸，登陆驿道，沿途驿站不多，人烟罕见，每每要到很疲劳时才能补充给养，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过了遂宁、抵达安岳，进了简阳后，才渐渐生出一点对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来。而另一路从川陕道入蜀的人，虽没经剑阁天险，但直到进入阆中，才进入了石板铺就的大道，沿途经过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
正像王士性在其《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中所描绘的：“如隆山、富村、秋林、建要、古店因沃阜。秋林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而离成都越近，越引起那些文人商贾的兴味，其间民俗风物及有趣的事，都乐意诉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到了成都过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难免会产生出一种心理满足感来。
那些文人或商贾，从险道贫瘠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为樵”（田澄《成都为客作》），就是今天也是如此。一个人收入不丰，也可维持一种相对富裕的生活，还可以找到种种商机，何乐而不为耶？
即便有诸多的不得意，也还是想在此终老。所以，当年杜甫入蜀刚走到广元五盘岭时，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的感叹。后来让李商隐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离席》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诗酒生活写得令人神往。以至陆游后来屡次动情地说“未尝一日忘蜀”……
成都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各种经济形式竞相发展，商品流通渠道四通八达，服务功能更加齐备。
那些从如山的诗稿中赞誉成都信手拈来的文字，可谓多矣。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说到，成都自诞生那天起，就已经是一座富裕之城。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更是让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一度“富甲天下”。
按照历史的发展轨迹和逻辑一直往下运行，我们便会发现，公元前316年秋，秦灭蜀国，设蜀郡，命张仪等修筑成都城，允许市民在少城经商，是为成都商业的起源。其后修成都城，“赤里街”即今南大街一带是成都最早的“老街”。
史书记载，秦代成都的煮盐、冶铁生产已具规模，汉代已发展成为我国史称“五都”之一的商业城市，人口居“五都”之冠。蜀锦、蜀布、蜀盐、邛铁、漆器和金银制品等，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还远销朝鲜、南亚、中亚及地中海东岸一带，并形成了我国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通缅甸、印度和经贵州通南洋的两条通商古道。
以后李冰修筑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随着成都平原农业的日益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渐趋兴盛，煮盐和冶铁生产初具规模。
水路是农耕时代最为主要的商业通道，李冰引都江堰之水，不仅让成都这座城市一下子有了灵气和生机，还使成都成为日后富裕的源泉和根本。
因此，便成就了成都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了闻名全国的商业城市之地位，挟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交通和通信枢纽。成都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各种经济形式竞相发展，商品流通渠道四通八达，服务功能更加齐备。
《中国商业史》和画像砖留下的“汉代辉煌”
由此上溯，我们来简略把脉一下成都源远流长的商道印痕——
古蜀成都自不必说，三星堆时期已经成为高度的商业文明之都。
古蜀的商业文明史中，成都漆器是一个绝好的见证。史籍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蜀漆已经相当发达。成都商业街船棺、金沙遗址、羊子山古墓等处出土的漆器，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到了汉代，蜀郡、广汉郡已是全国漆器生产的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贵州清镇、平坝以及蒙古诺音乌拉、朝鲜平壤王盱墓、古乐浪郡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都刻有“成市”、“成都郡”、“蜀都作牢”、“蜀都西工”、“成都郡工官”等铭文，这些“成都造”无不彰显出成都商业的辉煌。
汉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顶峰，同样如此，汉时成都的商业文明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汉代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成都为益州治所，也是州的经济中心，设有盐、铁、市等管理官员。不少商品在国内已有名气，“布以西蜀为上品，丝织品以蜀地成都、齐地临淄、定陶为大宗，蜀盐与齐、吴并列”。西汉时，既有坐商，又有远贾，被称为除京都长安以外的“五都”之一，与洛阳、邯郸、临淄（今淄博）、宛城（今南阳）齐名。
画像砖是一些浑厚古朴、宽大而略带点青色的古砖，上面镌刻着汉代成都人不同的生活场景。成都出土的“汉市画砖”就像一件件活化石，无声地诉说着成都那个时候的繁华，忠实地记录着汉代成都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位研究专家充满想象的考证中，得到某种愉悦——
有文学家如是感叹，汉代的成都始终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市井画像砖。这块砖的中心位置凸起一座五脊重檐的宏大建筑，阁檐上悬着一只大鼓。它大概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而被置于四衢大道的十字广场中央。四条宽阔的街道像纵横交叉的河流把城市分成四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因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集市。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人牵着两只山羊从集市走来，不远处的酒楼上一些身穿长袍的人正在高谈阔论。在鱼鳞般密集的屋檐下，推着独轮车叫卖货物的小贩踽踽而行。在同一条大街上，两个腰悬长剑头巾飘动的人正阔步急行。一家插有小方旗的新开张的店铺门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这应当是汉代成都城的一个缩影。
酿酒画像砖。宽大的酒坊里有5个巨大的酒缸一字排开，一个酿酒的师傅正站在中间那个酒缸前，只见他右手执器皿向缸中投放酒曲，左手还拿着一根短棍，似乎是用来搅拌缸中之物。画面的左边有一只形态逼真的狗，它好像是被酒坊的气息陶醉了，伸长脖子显出十分贪婪的样子。画面右侧，一辆吱嘎吱嘎的牛车正把满满一车粮食运往作坊。另一块酒肆画像砖则描绘到：街头酒肆正在营业，一个商人把买下的美酒用独轮车推走。他虽然身子前行，头却扭回来向酒肆老板依依话别，样子十分生动。
桑园画像砖。这块砖描绘了成都汉代广种桑树以供织锦的情景。整块青色的古砖被浓密的桑叶遮蔽着，画面看上去朦胧一片。树叶的缝隙间不经意地露出一间茅屋。一个妙曼的寂寞女子正在桑园中轻舒十指采摘桑叶。凝视这幅画像，耳边会响起汉诗《陌上桑》那凄美的句子：“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弋射收获画像砖。那是成都平原的秋天，秋高气爽，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两个身背箭袋的猎手隐藏在莲池旁边的树荫下，张开弓箭向天空中结队飞翔的天鹅和雁阵射击。旁边的稻田里，三人执镰弯腰收割稻禾，二人绑扎稻草，一人肩挑谷穗朝晒场飞奔。
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基本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除上面介绍的之外，其余尚有宴饮画像砖、车马过桥画像砖、舞乐百戏画像砖、西王母画像砖、拳术画像砖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逼真的汉代成都生活全景式实录。
《汉书?货殖传》是这样记载成都商业之盛的，当时全国两大盐商之一的罗裒，有钱数十万到百万，常在长安与成都之间经商和放债，数年间聚财千余万。蜀汉时，扩大城区，开设官市，鼓励农商，商品交易比魏国统治的中原地区还要活跃。
据悉，汉代时的成都，主要从事织造的工官户就多达76000多户。《中国商业史》记载：“官营丝织品，一直在西蜀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远销魏吴，后来并成为支持战争开支的重要资源。”汉代成都商业之发达，还反映在对外贸易方面，从一些外国出土文物看，当时的漆器、麻织品、金银制品已销到朝鲜等国。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皇帝讲述西域见闻时赞叹：“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见了该国从身毒国（今印度）买回的邛竹杖和蜀布。”仅此，可窥见当时蜀地出口商品之一斑。
有文学家如是感叹，汉代的成都始终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手工制造业的极度发达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文化方面人才的优势开始显现，市民阶层中开始养成乐观安逸的生活作风……汉代成都正向唐宋时代辉煌而灿烂的境界迈进。
汉代是一个大家和英雄辈出的时代，成为历史发展的一座高峰，汉代的成都尤其如此，用再多的笔墨来歌颂都不为过。
唐时两代皇帝以“别样”的方式视察成都
有汉代文明的辉煌垫底，之后的成都商业发展史就像过山车一样，高低起伏，动荡摇摆，真可谓五味杂陈，有时令人兴奋不已，有时又让人欷歔难言……
三国时期的成都，因诸葛亮领导的古蜀国而闻名天下，足智多谋的诸葛孔明称四川为“天府之国”。这个时候的成都，因战争的打扰不多，商业较为繁荣，城内“比屋连甍，千庑万室”。城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队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异服靓妆，贾贸埽鬻，碎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史载，南北朝时成都城内有街坊120处。至晋隋，成都作为蜀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三都”之一。隋文帝命其子杨秀坐镇益州，扩建城市。晋初左思《蜀都赋》对成都商业之繁荣极为称赞：“金城石郭，匝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队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隋唐以降，四川地区的经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都号称国家的“天府之藏”。
大凡世间的变化都经历着盛极必衰、触底反弹的规律。成都的商业发展史亦逃不过这个渊薮。唐时成都曾经盛极一时，名列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而其商贸经济地位，当时更是被誉为“扬一益二”。扬即扬州，益即成都，除两个京都——长安、洛阳之外，成都已是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城市之一。
此时的成都威风八面，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可以说明。那就是唐时两代皇帝在“京城失守”之后，最先想到的，就是直奔成都避难。
第一位是唐皇，唐玄宗李隆基。史载，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安史之乱”，叛军迅速攻下了太原、洛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唐天宝十五年（766年）六月，安禄山的军队进攻潼关，兵锋直指京师长安，京畿附近的河东、华阴、上洛等郡的官吏弃城而逃。唐玄宗在万般无奈之下，首先想到的是“幸蜀”。
经过4个月的艰难奔波，唐玄宗的圣驾方抵达偏安一隅的成都。自此，唐玄宗在成都这个安乐窝生活了1年有余。直到757年10月，唐玄宗方恋恋不舍地离开成都。
让唐玄宗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故事竟在其后代子孙身上重演了。那已经是120年之后唐朝走向衰落之时的事了。因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年仅19岁的僖宗皇帝，带着皇子、嫔妃以及御林军数百骑，以出幸山南为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京城，同样一路向西南方向逃窜。
四川学者卢升弟如是形容唐僖宗当年的惨状——
逃命的路还是玄宗走过的那条入蜀的故道，虽然相距已是百年，但仓皇之状别无二致。唐玄宗当年万万也不会料到，他的后代子孙竟然踏着自
己的足迹接踵而至，走向了同样一个目标，历史竟如此精准地轮回了一次。
听说皇帝到了成都，各地官府及各族首领的贡献络绎不绝，易守难攻的成都俨然成了另一个长安。
据悉，僖宗在成都住了4年之久。直到884年6月，缺衣少粮的黄巢起义军撤离长安1年之后，僖宗这才踏上回京之路。
在蜀期间，僖宗念念不忘收复长安，“每北望山河”，“未尝不当寝震惊，临食吁嗟”。唐王朝“倚剑蜀为根本”，拱卫皇都。可以说，正是成都成了唐朝危难之时的临时指挥部和根据地。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会问，为何唐代的两位皇帝，都把成都作为最后的避难之所？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成都天然的地理优势，因为蜀道难，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而言，长期偏安，比较清静，对于敌人而言也易守难攻，比较放心；其二是因为成都的偏安，才易成为世外桃源之地，使其城市繁华，文化昌明，百姓淳朴。杜甫在成都的诗句直击肯綮：“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水半入云。”即便是兵荒马乱之时，成都也是歌舞升平之景象。
可以想象，成都会在那些充满臆想的诗句里永生。
唐代的成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成都（益州）以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手工业雄居第二。唐代中期的成都，其规模和人口是隋朝时的10倍。四川出产的茶、酒、丝绸、纸张，很多品种在当时就走俏全国。
除两位唐皇之外，我们再以一位普通老百姓在唐朝的生活故事，看看成都这座骨子里都弥漫着商业味道的城池。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不是生病或是不在成都，每一个清晨，天才刚刚亮，谭和甫就会在晨鸡的啼叫里醒来。梳洗之后，下人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早餐之后，谭和甫就坐着那乘青色的小轿，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着，从位于浣花溪畔的谭府前往城中的谭记商号。一路上，溪水潺潺，花木繁阴，一条条通往城里的大道上，三三两两的人流慢慢会聚到了一起。初升的太阳下，伟岸的城门楼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