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春会来，花谢花再开，在李宥肆无忌惮的狂欢中，长安，迎来了长庆一朝的第一个春天。
元和十五年，那个滴血的春寒，正被人或真或假的忘却，现在的长安，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当然，是虚假的繁荣。
这是一个醉生梦死的晚唐，这是一个欢乐与凄凉相互交织的晚唐：牡丹花圃内，处处是深深浅浅的红；平康里内，处处是偎红倚翠的无赖少年；朱雀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酒席宴上，时时可见酒酣耳热的贵游少年。
觥筹交错的欢饮过后，自然是海阔天空的闲谈，闲谈的焦点自然就是今年的春闱：各有千秋的举子，谁会金榜题名，谁会独占鳌头，谁买通了考官，谁打通了关节，谁才高八斗却要名落孙山，谁才智平庸却能越过龙门。
春天来了，段文昌却要走了。
唐代宰相有很多，非常多，足足有574位之多。不过，出身寒门的却不多，不是不多，是很少，少的可怜。很不幸，段文昌是其中的一个。
没有青史留名的祖先，没有声势显赫的家族，没有富可敌国的家资，没有翰墨飘香的家传，年轻时候的段文昌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浪迹天涯的凄惶；有的，只是穷困潦倒的凄凉；有的，只是一颗不肯妄自菲薄的心脏。
一套仅可蔽体的衣衫，一双七孔八洞的破鞋，一个四海漂泊的青葱少年，一个落魄江湖的青年书生。段文昌的青葱岁月，只有无处话凄凉的灰色记忆，没有聊发少年狂的甜美回忆。
寒蝉凄切，骤雨初歇。酒肆中，踉踉跄跄的奔出一位青年，半是清醒半是醉的青年。青年是一个书生，衣衫褴褛的书生。雨后初晴，道路甚是泥泞，书生走的很是吃力。
在一座雕梁画栋的大宅门前，气喘吁吁的书生停下了沉重的步伐。他从容不迫的褪去鞋袜，旁若无人的走到路旁的水洼，开始洗脚。一边洗，一边自言自语：“如果有一天，我当上节度使，一定要买下这座宅院”。周围，却传来了肆无忌惮的嗤笑声。
后来，这个落魄的读书人辗转来到了成都，栖身于西川节度使的幕府，总算有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可惜，好花不会常开，好运不会常在，很快，这个落魄的读书人就卷入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身不由己的成了叛臣贼子。
当高崇文势如破竹的杀入西川，当骄横的刘辟沦为可怜的阶下囚，他的那些属下却都吃了他的瓜落。他们一个个素服麻鞋，衔土请罪。所幸，高崇文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这些书生只是被刘辟裹挟而已。所以，对于这些战战兢兢的所谓叛臣，高崇文不仅好言安慰，还厚赠路费，让这些名士得以顺利的回到长安。同时，高崇文还慷慨的草拟表章，向天子举贤荐能。
可惜，高崇文的推荐名单中，独独少了那个书生的名字。不是因为鄙视，而是因为尊敬。面对这个落魄的书生，高崇文恭恭敬敬的作出了大胆的预言：“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
花开花又谢，花谢花再开，时间如流水，流过了一年又一年。当年，那个贫困潦倒的落魄青年，如今，已成为政事堂的宰相。这足以证明，高崇文不仅打仗在行，看人，也很准，贼准。这个潦倒半生，最终却位极人臣的书生，当然就是段文昌。
或许，曾经的贫困，给段文昌留下了太多屈辱与辛酸的记忆，他要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当年的种种不堪。当年洗脚处的那座大宅门，果然被其一掷千金的买了下来，算是兑现了当初的誓言。当然，如今的他，再也不会在水洼中洗脚，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莲花盆中濯足。
洗脚讲究，吃饭更讲究。除了皇帝的御膳房，段府的“炼珍堂”大概应该是长安最好的厨房，应该没有之一。炼珍堂内役使着一百多名婢女，由最有经验的老婢担纲，被尊敬的称呼为“膳祖”。这里的最有经验，不是笼统的一句话，而是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四十年的工作经验，一点也不能马虎。一百多名婢女中，得到“膳祖”认可的只有区区九个。精于饮食的段文昌还得意洋洋的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饮食心得。
洗脚讲究，吃饭讲究，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讲究：比如说，出入公堂，如果没有锦绣铺地，段文昌那双曾经踩过烂泥的贵脚绝对不会落下。
段文昌还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从俗到极致的真金白银，到雅到极致的古玩字画；从色彩绚丽的锦衣华服，到精巧细致的小巧饰物；从年方二八的俊俏佳人，到眉清目秀的如花歌童，段文昌无一不好。
段文昌的穷奢极欲自然招来了诸多非议，《旧唐书》毫不客气的批评他“奢侈过度，物议贬之”。面对如潮的批评与非议，段文昌一点不在意，甚至还理直气壮地反驳：“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说不定什么时候，两腿一蹬，就此玩完。人生如此苦短，若不及时行乐，我上半辈子受的苦、遭的难，岂不白挨了！你，你，还有你，你们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吃过的苦，你们吃过没有？我受过的罪，你们受过没有？如果没有，哼，我就知道没有，那就一边呆着去，哪凉快就去哪，少在这儿裹乱！
段文昌的宰相生涯并不算太长，还不到一年，不是因为不想干了，而是因为，李逢吉，他的冤家对头李逢吉，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