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的孤独，除了源于太多的东西需要他独自承受，源于他思想的领先与海尔实践的超前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另外，对于海尔的种种疑虑，我们是否能用一句“张瑞敏并不比我们傻”就可以轻松打消呢？张瑞敏也许不比我们傻，但古今中外那么多英雄豪杰哪个都不比我们傻，为什么其中很多人在成功之后却马失前蹄，在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之后却又因为非常低级的错误重重地摔了下来呢？海尔有没有缺陷？张瑞敏有没有误区？
回答是肯定的。也许，海尔最大的缺陷就是它似乎没有缺陷，张瑞敏最大的误区就是他似乎没有误区。什么意思呢？用我自造的一个概念解释，就是海尔的“预期值管理”可能出了问题--一个企业、一个人哪怕再出色，一旦被当做完美的化身来预期和要求，他做得再好都会被视为应该和理所当然的，而他再微小的错误和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视为不可原谅。这就是海尔今天的处境。
海尔是海。真正的海，它的任何状态都应该是真实的、自然的，人们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得不正视和接受的。海尔何不降低人们的预期值，由理想中完美的海变成自然的大海？
企业家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家》2002年4月第4期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只是所能掌握的话筒不同。有的话筒能把声音传向整个社会，甚至传向全世界，有的话筒只能把声音传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这里说的话语权，当然是指重要舞台上在大功率话筒面前说话的权利。
重要的话语权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创造的方式不同。政府官员求证自己存在价值的手段之一就是说话，他通过用好无数个小的话语权为自己创造大的话语权；企业家的使命主要是创造财富，他的话语权则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带来的，他的商业成就越大，为自己赢得的话语权就越大。
有没有话语权是一回事，用不用、能否把这个话语权用好是另一回事；用好这个话语权，为自己创造多大价值是一回事，为听众和社会创造多大价值又是一回事。
作为一家严肃媒体，我们的重要职责就是寻找、发现和筛选那些通过用好自己的话语权，能够为社会、公众尤其是我们的读者创造巨大价值的人。于是我们越来越欣喜地发现，企业家虽然在使用话语权时比较谨慎，但他们客观上正在成为话语权使用质量最高、通过用好话语权为社会创造价值最大的人群之一。创造的价值大，需求就大，于是，国内外各种功率最大的话筒都纷纷伸向这个群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到自己作为媒体人的失职。生活中，有许多创业型的优秀企业家，他们都是先看到、先想到、先说到，然后历经多年的努力才做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远见卓识在先，创造财富在后。由于自己的迟钝或麻木，媒体通常的做法却是等待他们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才突然注意到原来这些成功者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是思想家、战略家了，于是如获至宝，回过头来总结、提炼这些企业家自己实践多年的理论、思想，重新拿出来启发读者，奉献社会。正像本刊这期的封面人物之一、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所说：“我的某些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初就形成了的，没有一点变化，只是今天这些思想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我才讲出来。”其实，除了他当时没有讲出来的，他当时讲出来却没有引起媒体足够注意的话不也不少吗？比如“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比如“西方近现代300年的历史是财富创造的历史，财富创造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创新的历史，企业创新的灵魂是企业家，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和根基。过去我们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的标志”。类似这样的一些思想，如果早些得到宣扬，成为更多人的共识，显然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更有益。
因此，企业家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天职，我们则应以把他们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发扬光大为己任；企业家更重视用好话语权给自己的企业带来更大价值，我们则应在努力扩大企业家在全社会的话语权的同时，让这个话语权给全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变革时代的小小“圣经”
《中国企业家》2001年12月第12期
世界上出现了一本小书。
这本小书一问世就迅速风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销量超过2 000万册，成为全球第一畅销书。2001年第6期《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商人读书”栏目讨论这本小书时，它的中译本尚未问世。不久前，中译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终于问世了，似乎并未引起国内读者尤其是商界人士应有的注意。但我敢确信，这本小书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的销量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我的读后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即“这是一本适合全球读者应对变革的小小‘圣经’”。
在《中国企业家》创刊16年、出版200期的大喜日子里，在我们隆重推出的纪念本刊出版200期的专刊上，我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为来自美国的一本小书大唱赞歌、大做广告呢？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尤其是我们为之服务的已经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都是各种不同美味“奶酪”的创造者、享有者和支配者。当我们千辛万苦把这些“奶酪”创造出来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不敢说一劳永逸，但安享一段时间的太平总是没有问题的。就因为这种心态的存在，看看我们周围，凡是拥有较大“奶酪”的成功之士，大多有一种气定神闲、胜券在握的神态。殊不知，当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时候，变革已经成为永恒的主题。创造“奶酪”的方法、路径极大地丰富了，“奶酪”的类别、风味极大地丰富了，这都是好事。但最可怕的是，“奶酪”的保质期、保鲜期却在惊人地缩短，而且正在以更加惊人的速度继续缩短。即使是全球最大、最美的“奶酪”的制造者比尔·盖茨，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奶酪”的保质期只有18个月；中国的“超级奶酪”制造者海尔张瑞敏，也说因担心“奶酪”变质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我们呢？我们的“奶酪”当真就大得这辈子也吃不完、好得这辈子都坏不了？
当然，我们已有的“奶酪”会不会丢失或变质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防止“奶酪”丢失或变质，以及万一丢失或变质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小书通过一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变化总是在发生，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为了尽快适应变化，你必须“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越早放弃你的奶酪，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最后，作者鼓励人们“作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尝试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学会不断地去“享受变化”。
以给小孩讲故事般的寓言方式，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讲述人们应该怎样应对变化的最浅显的道理，这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小书做的，而且已经和正在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既然道理如此简单浅显，为什么这本小书还会风靡全球，包括可口可乐、时代华纳、IBM、惠普、柯达等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还会将其奉为圭臬，引为指导员工的行动指南呢？它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又到了需要返朴归真的时候。聪明人最常犯的致命错误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战略问题战术化；死到临头，才??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犯的都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性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能成大事、走远路的企业家，都是能把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想明白，并有众多战术高手追随的人。
我之所以敢斗胆说《谁动了我的奶酪？》是变革时代的小小“圣经”，就是因为这本小书不但能帮企业家，而且能帮每个人想清楚变革时代自己所要面对的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并保持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
一本杂志与一个阶层
《中国企业家》2001年11月第11期
到2001年12期也就是下一期杂志，《中国企业家》就整整出版200期了。创刊16年，出版200期，我们很想借此机会跳出来给自己当当观众，清理一下思路，也答谢一下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界“贵人”和友人，于是准备在12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一个阶层与一本杂志--《中国企业家》封面人物峰会暨《中国企业家》200期纪念酒会”。
把《中国企业家》杂志和企业家阶层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似乎颇有些大言不惭的味道。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企业家》杂志一降生就与当时尚不存在或潜在的企业家群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杂志由当时的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和《经济日报》共同创办，初拟名为《中国厂长》。后有有识之士认为刊名应有超前意识，经激烈争议最终由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亲自表态，才算把《中国企业家》这个名字定了下来。在1985年3月的创刊号上，时任国家经委领导的袁宝华同志在发刊词的第一句话中就说：“《中国企业家》创刊了。我和全国几十万个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道，祝贺它的诞生，希望它快快成长、壮大，担负起它应当承担的责任。”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知道中国企业家是先有其名，渐有其实，《中国企业家》不但肩负了服务经营管理者，推动计划体制下的厂长、经理向真正的企业家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且在“正其名”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中国企业家》在第二次创业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等重要理念，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关爱企业家的氛围，让人们了解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管理者，是不辞辛苦为社会拉磨的“驴子”，是实现各种资源要素最佳配置的大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时代英雄。回头看，《中国企业家》昨天努力倡导的东西，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有些甚至已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
第三，基于对企业家阶层的深刻理解，《中国企业家》杂志不管是“研究失败”还是“研究成功”，总有一些重要文章能够扣准企业家的脉搏，触及他们的敏感神经，让他们心动。近年来，“《中国企业家》是中国企业家荣辱成败的编年史”、“《中国企业家》是中国式的‘哈佛案例’”、“《中国企业家》是中国的《财富》、《福布斯》”、“《中国企业家》是老板的‘充电器’”等各种评价纷至沓来，角度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与中国企业家这个阶层的特殊关系。
把《中国企业家》杂志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确有着16年同生共长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也许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不感到羞愧。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足以令我们自己感到无地自容的足够的理由：我们天天在研究企业逻辑、研究企业家成败，我们自己管理的媒体引进了多少真正的企业逻辑？我们自己有多少真正的媒体企业家思维？我们所掌管的巨大的可转化资源有多少在闲置和浪费？
也许，这就是我们将要在《中国企业家》200期纪念酒会上得到解答的一个重要命题。
避免两种死法
《中国企业家》2001年10月第10期
企业的生生死死，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在今天已经被人们见惯不惊了。自然法则嘛，谁能抗拒？
既然是见惯不惊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把李书福--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吉利汽车的生与死看得那么重，甚而至于拿过来做封面故事，细细解剖给大家看？
吉利汽车至今生死未卜，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死定了。撇开李书福的万丈雄心与愚公式的执著不谈，如果吉利死了，它的死法与其他企业、其他企业看家产品的死法有何不同，对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企业家有何警示或借鉴意义呢？
借李书福这个案例，我们想传达给读者的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企业虽然难免一死，但不要通过种种人为的政策限制让它胎死腹中，死得冤枉、死得不服气。市场经济的伟大，就伟大在它变计划经济的一个或几个脑袋搞计划、作判断，为十几亿人作判断、搞经济、负责任，以至于一不留神，就发现原来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创造力、行动力、想象力、爆发力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涌现出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里面当然也会有无数的教训，会有人走很多弯路、交大量学费，但是没关系，第一他交得起这个学费，第二即使他交不起，他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投资、自己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不会赖在国家和政府身上。就像李书福一再恳求的：“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梦，请给我失败的机会。”创造一个海洋，就会有鲸鱼成长；营造一个天空，就会有雄鹰盘旋。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千万不要小视民间原始的、野性的力量，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赐谁一死。
第二个意思，则是借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提醒广大的创业者、企业家朋友，不要盲目地作无谓的牺牲，不要再在必然通向死亡的跑道上起跑。在全球经济迅速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决定一家企业生死的往往并非“怎么做”的问题，首要的应该是“做什么”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知道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如何影响和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自己要做的事情将在这个不断调整的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坐标系；就必须清楚哪些梦想虽然诞生在黄土地，但必须到太平洋上收获，哪些成功经验在今天虽然是独门法宝，明天可能会变成致命毒药。
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家，李书福具有成就一番事业所需的足够的勇气与激情。惟其如此，一旦由于不够理性而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而酿成悲剧，才显得特别可惜。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偏执狂只有在正确的地方偏执才可能生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偏执，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难以生存，而且可能会死得很难看。因为做企业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一旦在既定的轨道上启动，不管这个轨道多长，它的终点都是既定的，开始往往就已经决定了结束时的形状。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祝愿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没有选错跑道；万一他的确已经无可挽回地选错了，那么我们就接受他的教训，把他的教训变成更多创业者、企业家的财富，也算是他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做健康的成功者
《中国企业家》2001年9月第9期
彭作义去了。“青啤帝国”刚刚呈现出一个雏形，正待快马加鞭时，“彭大将军”却突然撒手西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