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到1910年，中国还曾出现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企业家阶层一直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上海、江浙一带，而领袖就是“状元企业家”张謇，他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时，主持刻印《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连权臣袁世凯也写信给张謇，用十分自谦的口吻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学者侯宜杰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的，企业家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进入民国之后，企业家的独立精神得以传承。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态下，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且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时代。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认为，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令人扼腕的是，企业家阶层的独立性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后，逐渐被消磨殆尽，到了193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几乎荡然无存。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当时最大的私营企业主荣德生于1946年上书行政院，希望政府重视民营企业。他在信中写道：“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可惜的是，他的信被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此后经年，民营事业黯淡无光，其重新萌芽与苏醒，已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本轮改革开放了。
我在前面的这段冗长陈述，无非是想将历史接续起来，让读者有整体之印象。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翻阅一本接一本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你自可以读出别样的体会。在25年的编辑工作中，出现在这本杂志中的内容绝大部分为公司故事、产业剖析及管理案例等等，不过，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关注的是形而上的工商伦理与企业家精神，从中很可以读出企业家阶层从财富自觉到阶层自觉的整个曲折历程。这本杂志在身份认同、道统传承及责任自觉三方面对工商伦理的重建展开了持续的努力。
身份认同：工商伦理的前提
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中国企业家》称不上是当时中国的一本主流性杂志。情况是从1996年开始转变的，刘东华在这一年出任杂志社的主编，后任社长兼主编，从此，《中国企业家》成为一本罕见的、有自己立场的杂志。如果放在中国商业史上考察，它可以被看成是第一本从阶层身份认同来审视企业家的当代杂志。
人从来是一种“社区动物”，身份的认同是社区生存的重要方式，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就一言以蔽之曰：“身份认同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
然而，在中国，企业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自称“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小我私家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总而言之，是为万不得已之举。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其杂志及图书印刷总量竟已超过美国，各种杂志百花齐放，可是却没有一本商业杂志--仅见的一本是张公权等人创刊的银行公会内刊，在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认定，企业家阶层开始对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身份认同意识，正是本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企业家》在这其中扮演了十分醒目的角色。
发表于1997年11月的一篇题为《保护自己就是保护事业》的“卷首语”，是较早出现的与身份认同有关的文字，文内写道：“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人由于某种闪失而被无情地牺牲掉……本来，对于那些负重前行、为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我们的社会应予充分的理解、信任、爱惜和保护。既然今天对这些人的保护还不那么完备、不那么有效，我们就有理由、有必要大声疾呼，企业家要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
1998年6月的“卷首语”是《怎样看待“有产者”》，作者写道：“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有产者’客观上是为培养、造就更多的‘有产者’创造条件、提供土壤的，即每出现一个民营企业，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国家税收，一个大的‘有产者’可能带出一批小的‘有产者’。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有产者’，理解‘有产者’，并最终通过勤奋劳动和艰苦创造也成为‘有产者’。一大批健康的、合法的‘有产者’的存在，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
1997年12期的“卷首语”题为《做顽强的骆驼》，它以企业家的身份自我勉励道：“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说是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是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是完美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是笑对遗憾的完美主义者。吃饭与发展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只能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智、更加顽强、更加成熟。”
到了2000年年末，在一个世纪行将终结的时刻，杂志在当年第12期刊出一篇《世纪末的留言板》，自谓在“对企业家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的认识上产生了点滴感悟。虽然其中有些话我们说过多遍、写过多遍，但在这人类历史两个千年的交汇点上，我们仍想重重地把某些话铭刻在这里，以在全社会赢得更多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胆识、见识、学识，悟性、韧性、理性。
●不善待企业家的民族就没有未来。
●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
●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
●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
●越是成功的企业家，越??难以真正享受自己创造的成功。
●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培养一个企业家如十年树木，毁掉一个企业家如巨斧砍树。
●世事无常，永远不要嘲笑失败的英雄。
● 企业家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成功。
●没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心上不是结满了茧子。
●企业家值得而且应该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企业家》杂志提醒企业家：健康与事业同等重要。
这些灵光片羽般的宣告，尽管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甚至有些仍然有待推敲和论证，可是其自信和视野的开阔还是让人十分心动。其中，“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等论断，更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公共责任上的重大担当。当时，展现在企业家面前的未来似乎是蔚蓝色的海阔天空--世纪交替的伟大召唤，加入世贸组织的全球化前夜，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意外获益，开始于1998年的产权改革也正顺利展开，这四大利好同时降临，让企业家阶层表现出了空前的自信。
在10年之后的今天，重读上述的几篇“卷首语”，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作为一本以企业家代言者自诩的商业杂志，《中国企业家》常常被拿来与美国的《财富》相比，它们都立志于记录各自的商业社会的所有表象，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诠释。不过，前者显然比后者显得更加心事重重，其东方式的责任感也更为浓烈。
道统传承：对历史的重新接续
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和商业界，对工商传统的重视似乎非常迟晚。早在《中国企业家》创刊的1985年，杂志上就已经开设了“近代企业家”专栏，先后刊出了晚清状元企业家张謇、民国企业家吴蕴初和荣德生等人的人物小传，不过其文本仅仅局限在介绍而已。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误的话，一直到2001年前后，也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在各种论坛上偶尔听到对这一话题的讨论。
进入2005年之后，《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关注企业家阶层的历史脉络研究，他们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古老且又新兴的社会阶层，如何接续企业家的商脉传承已成为重大课题。历史，显然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2006年开春，万通集团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其中沉痛地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由这段文字穿越历史的河流而上，让人不由得想到1884年的郑观应和1946年的荣德生。企业家阶层的命运似乎再次进入一种让人忧心忡忡的宿命之中。在这一年之后，《中国企业家》专门对近代企业家的后代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逐一专访，以素描的方式回顾并呈现了中国式的商业传统。
2007年，《中国企业家》创刊300期，编辑部专门制作一特刊，主题为“公司兴，则中国兴”，在当年第17期上刊发。编辑者向全体读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人还离得开公司吗？中国与公司的关系健康吗？中国能否从社会公司化到公司社会化？”其实，熟悉管理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三个问题正是60年前美国人彼得·德鲁克创作《公司的概念》时提出的，德鲁克从这些问题出发，重新定义了管理的意义以及公司与国家、社区的互动关系。《中国企业家》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式的环境之中进行回答。不过，编辑者还是表现出来了极大的自信，在《公司闪耀中国》--这个标题就是自信的产物--一文中，记者写道：“我们难以确切估量公司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改变。可以确信的是，一个公司化的中国，将更有机会把这个伟大的民族带出历史的三峡。”
从时间的角度看，2007年的秋季，正是开始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走向尾声、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转折性时刻，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年之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将因一场次贷危机而陷入萧条。2008年第20期，正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时，《中国企业家》以《伟大的博弈》为题，对“三十年的政商关系演变史”进行了解读，它每年选择一位企业家为“年度人物”，以他们的遭遇为时代演进之标志。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杂志所选列的31人中，竟有18位是以悲剧结束职业生涯的失败企业家，包括牟其中、周冠五、马胜利、褚时健、顾雏军等。编辑者的意图是清晰的，即他们认为，在失败的逻辑中隐藏着更多的“政商秘密”，而对其的解读与反思，正是国家进步的一部分。在举国欢腾的时刻，《中国企业家》所呈现出来的冷静姿态，是让人尊敬的。
2009年第18期，出版之时恰逢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中国企业家》的封面文章是《中国商业家谱》，封面提示的一个问题是：“100年间，中国商业走过什么轮回？”
“轮回”一词是佛教用语，谓众生由贪、嗔、痴而招感三界，恰如车轮之回转，永无止境。编者的解释是：“从60年到100年，中国本土商业传统有中断，更有内在的承续，甚至循环。”杂志将百年以来的工商业演进以人物专访和行业史发展的逻辑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责任自觉：一个阶层与国运的关系
多年以来，《中国企业家》的关注主题可以从它的几次宗旨变更清晰地读出。
1997年，在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行字--“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为自己定位，它想要影响企业家的决策、研究战略和市场，帮助他们作正确的选择。在当时，杂志以“研究失败”系列报道为突破口，深入采访了南德、巨人和飞龙等多家企业，迅速扩大了影响力。
1998年，“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被改成了“一本影响你命运的杂志”，用刘东华的话说：“当大家开始了解《中国企业家》的时候，杂志会变得温和得多，我们发现，要改变企业家命运的提法显得过于自信了。”
又过了一年多，杂志的姿态显得越来越平和，“一本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又悄然改成了“一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到2001年时，新的定位出现了--“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阶层”这一名词，无疑是角色认同的结果。
到2008年，刘东华再次改造杂志，提出“让中国商业更受尊敬”，关注和探讨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特征已经越来越突出。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刘东华曾发表一篇《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文章，其标题就代表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有责任自觉的伦理性观点。
他写道：“大部分人不愿意‘问是非’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会天然地以为‘是非’早就被领导、前辈、组织、国家等等远比自己强大的人或机构‘问’过了，轮不到自己来问；二是当在某些地方产生了质疑，试图去问一问是非时，却发现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背后可能很复杂也很麻烦，自己根本就问不起，结果就变得越来越‘识趣’，越来越‘懂规矩’了。”
进而，刘东华论证了“问是非”的重要性，他在文章的最后呼吁道--
我们所谓“先问是非，再论成败”，不是“不论成败”，而恰恰是为了在问清是非的前提下追求更大、更长远的成功，是为了确保让这个世界出现更多“是者成、非者败”的喜剧，而非“非者成、是者败”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