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3月，清朝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两三星期之后，因频频受到“猪尾巴”的嘲弄，且对日本食物不适应，4人离校归国。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6月上谕令颁布各省，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
6月1日，总理衙门上奏游学日本具体方案，派人赴日本留学遂成为一种国策。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人，各省总督也纷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2月，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留日学生大增，达1300余人。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2月1日，日本《太阳》杂志撰文介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已达3000余人，其中湖南省350人，湖北省四百二三十人，皆为张之洞派遣。
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共15条细则，另加一附则，其中部分条文有“取缔”字样，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强烈反对，东京8000名留日学生罢课抗议。
11月26日，各留学学校张贴告示，要求中国留学生限期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于是引发中国留学生全面性的反对运动。
12月1日，留日学生总会干事召集会议，收集反对意见，写成《学生公禀》，寄给驻日公使杨枢。
12月3日，中国留学生在留学生会馆召开代表会议，部分激进学生代表提议，“以停课要求，若日本政府不许，则全体退学回国”。
12月4日，弘文学院留日学生致书各校留学生，宣布集体罢课。同日，秋瑾等留日女学生也宣布罢课。
12月5日，东京议决罢课的学生成立联合会，决定自12月6日起集体罢课，并发表《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
12月6日，各学校一齐罢课，以铁腕对付破坏罢课的学生，并制定《学生自治规则》，印发全体留学生。
12月7日，留学生联合会总代表胡瑛面请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与日本外务省交涉，转咨文部省取消“取缔规则”。
12月8日晨，因对日本舆论侮辱中国留学生不满，湖南籍学生陈天华留下5000字绝命书，在日本大森湾跳海自杀。同日，日本文部省发表复《学生公禀》函，对“取缔”等条文做出解释。
12月10日，湖南同乡会开会，决定全省留日学生，一律退学回国。同日，留学生总会举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到上海担任招待，并筹划办学事宜。
12月12日，驻日公使杨枢通告全体学生，劝导学生迅速复课。
12月13日，郑孝胥、张元济、张謇等商议电询日本学生罢学事。
12月14日，集体归国的先头部队乘“安徽号”启程回国。
12月21日，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4人抵沪后，设立留学生总会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并致书社会各界，寻求帮助。
12月24日，江庸、朱执信、胡汉民、汪兆铭等人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公布会章，与留学生联合会成对立之势。
12月28日，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向各校声明复课。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推选刘棣英为正干事。
1月11日，归国派与维持派在东京召开协议会，一致同意复课并电告返国同学。
1月13日，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代表会召开，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公推刘棣英、朱剑、马和等负责起草学校章程。
1月22日，中国公学干事刘棣英带中国公学诸生请郑孝胥为校长，郑以“病后，不愿与官府往来”为辞婉拒。
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由副干事朱剑及庶务张邦杰、姚宏业主持，邀郑孝胥演讲。学校设大学、中学、师范速成、理化专修四个班。
3月8日，郑孝胥为中国公学捐洋1000元。
4月6日，因焦虑于经费短缺，学校创办人、总会计姚宏业蹈江自尽。
5月20日，陈天华、姚宏业灵柩运抵湖南长沙，后合葬于岳麓山上。
暑期，胡适考取中国公学。是年，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7月31日，郑孝胥为中国公学拟呈学部稿，请两江总督拨官地筹款建筑校舍，咨请各省督抚协力资助，得学部批准。
12月，中国公学上禀两江总督端方请拨学款后，得端方批准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12000两，此外又得粤督张人骏批准由广东拨银3000两。经费难题暂得缓解。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3月，两江总督端方电请郑孝胥担任中国公学监督。
5月，郑孝胥入端方幕府，襄理两江要政。
12月，张邦杰、王敬芳、黄兆祥三干事发起修改学校章程，取消评议部，干事不再由评议部选举产生，而是由监督聘任，引发学校当局与学生严重对立。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3月，郑孝胥欲辞中国公学监督之职，两江总督端方及公学教职员极力挽留，郑孝胥“劝令先立董事会，再定办法”。
4月2日，夏敬观出任中国公学监督。在郑孝胥、夏敬观组织下，中国公学始有董事会之设。
7月，胡适主编《竞业旬报》。
9月13日，中国公学校董会第一次董事会召开，举张謇为总董，熊希龄为副董。
9月27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经过时，监督夏敬观贴出完全否定学生有权改订校章的告示，引发风潮。
9月28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
10月2日，董事陈三立出面调停无果。
10月3日，中国公学布告“暂停膳食”，167名学生退学自办中国新公学。胡适脱离中国公学，转入中国新公学，同时兼任低年级各班英文教员。
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
7月6日，中国新公学干事罗毅到郑孝胥处，“商新公学诸生仍归中国公学事”。
8月13日，新公学李琴鹤、薛传斌致书熊希龄，称江苏巡抚程德全助新公学银3000两，专为建筑校舍之用。
9月10日，熊希龄致函郑孝胥，商议新旧公学合并事。
11月13日，中国新公学董事李平书及干事罗毅、李琴鹤与中国公学董事郑孝胥、干事梁乔山、谭心休会商公学合并办法。
11月17日，中国公学为新生合并事宜开会。中国新公学解散，胡适经王云五介绍，到华童公学教国文。
1910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10月，中国公学吴淞校区建成。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11月4日，中国公学学生张承槱组织的敢死队参与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1月，中华民国创立。中国公学董事复议恢复公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加入董事会。
2月，熊希龄被推举为中国公学校长。
3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批准中国公学董事会所请，将源丰润银号倒欠政府官款项下300万元拨充学校基金。后因政府北迁，此案搁浅。
5月，因熊希龄一时不能回沪，请谭心休代理校长。
9月3日，中国公学举行开学仪式，蔡元培应邀在开学仪式上演讲。
冬，冯友兰以河南省官费生的资格进入中国公学学习。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
4月17日，熊希龄呈文袁世凯，拟请财政部拨发公债票作为中国公学常年经费。
7月28日，上海讨袁司令部迁到吴淞中国公学校址，公学遂暂行停顿。
冬，公学学生代表李荫秾赴京告急于中国公学早期发起人王敬芳，决定移董事会于北京，推举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为校长。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甲寅）
经熊希龄接洽协商，决定中国公学与北京的国民大学合并，改名中国公学大学部，在上海保留中国公学中学部及在校之专门科。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
夏，福中公司成立，胡汝霖、王敬芳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款5万元，以2万元补助中国公学。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
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专门科政、法、商各班在校生毕业，仅余中学数十人。梁启超被推为校长，但因校舍被同济暂时借用、梁启超北上，中国公学遂又暂时停办。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丁巳）
3月，因上海吴淞公学停办，教育部核准国民大学与中国公学分离，原国民大学改名中国大学。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己未）
春，上海北京两地校友及董事倡议恢复中国公学。
夏，公学租借场地复校，设商科和中学，以王敬芳为校长。
11月，中国公学创办刊物《新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庚申）
3月，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仪式上即席演说。
4月，中国公学校董梁乔山因病去世。
9月，梁启超为将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发募捐启。
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开始来华讲学历程，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即设在中国公学。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辛酉）
春，应梁启超与王敬芳之邀，张东荪任教务长，中国公学遂成为研究系的重要阵地。
7月初，舒新城任中学部主任。
7月20日，张东荪与事务长李荫秾发生语言冲突。
8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中国公学改造宣言》。
8月20日，王敬芳亲到上海，请李荫秾出洋考察，并任命张东荪为代理校长。
10月，中国公学发生驱逐舒新城和张东荪的风潮。
11月10日，王敬芳召集全体教职员学生在大礼堂开会，解决风潮难题。
11月18—20日，舒新城在《时事新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中国公学风潮问题》。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
4月，梁启超将《中国历史研究法》稿费所得千余元拿出用于中国公学购地建校舍。
秋，中学部改名为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后因经费困难，大学未及成立，张君劢辞校长职，仍由张东荪代理校长。
10月，中学部率先在国文和社会常识两科进行道尔顿制试验。
秋，教育部准令中国公学商科专门改升为大学。张东荪辞职，陈筑山代理校长。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
10月，舒新城去职。大批优质师资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