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何队长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开会，宣布政工队即日搬家，把小楼给房主腾出来。早在入队之初就听说，这座小洋楼是“逆产”，房主是汉奸，“八一五”光复后带着老婆逃走，留下老太太跟她的小孙女看房子。新×军××师从长春移防沈阳后即驻扎在铁西区，政工队就占了这座小楼。据说那个汉奸房主不知通过什么门路，找了什么关系，摘掉了“汉奸”的帽子，于是“逆产”也变成合法的“私产”，所以现在人家要收回房子，政工队只得服从命令立刻搬家。新址选在离得不远、日伪时期称做“奉天制炼所”、现在都叫它“沙金厂”的厂区内。
会议结束后，大家立即收拾东西，师部派了一部十轮卡和几名士兵协助，不到中午就搬完了。
正对工厂大门是一排三层楼房，是工厂留守员工的办公室，空荡荡的好像没几个人。厂区很大，一排排红砖厂房、库房，大门上都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铁锁。政工队选了最里面的几间办公室作为宿舍和工作间，女队员睡的是旧铁床，男队员就睡在拼起来的办公桌上。
到了新环境，处处大家都感到新奇，午饭后便三三两两结伴把厂区蹓个遍。我跟吴静文、姜瑞田、林婕走在一起。现在林婕已经逐渐改变对我的敌视态度，我猜一定是姜瑞田向她解释了他跟我的关系，消除了误解，不过她还是不放心，所以姜瑞田去哪儿，她必定如影随形地紧跟着。我们几个顺着斜坡甬路登上高大的冶炼车间，地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煤渣、矿渣，走在上面就会蹚起一股股呛人的灰尘。大家猜想这一定是小日本投降时，工人立刻停止生产撤离工厂，所以才到处狼藉不堪。我们见到了据说是亚洲第一高的大烟囱，如今它却形单影只、寂寞无主地伫立在那里，静观风云变幻，慨叹人世沧桑。
我仰脸向烟囱顶部望去，只见几缕白云飘过，那烟囱好像要倾倒下来，吓得我赶紧抓住吴静文的胳膊。
“怎么，你怕烟囱倒了砸到你呀？”姜瑞田夸张地捂着肚子笑。
“才没有呢。”我辩解着，立刻放开吴静文。
姜瑞田仰望高大的烟囱，感慨万端地说：“唉，想当年这里炼出的稀有金属曾经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制造飞机大炮的材料多半是这里出产的。现在这偌大的工厂就这样闲着，机器不转动，烟囱不冒烟，长此以往国家可真就完了！”林婕气哼哼地接着说：“还不是共产党发动内战闹的，天天打仗还能顾得上搞建设？”“你别跟着瞎起哄，孰是孰非你能说清楚？书你可看了不少，就知道哭天抹泪替古人担忧，对现实问题却一点儿也不明白。”姜瑞田有些不耐烦，显然他不同意林婕的看法。
“你说谁起哄呀？你明白，你就说说为什么把共产党叫做匪？把我们跟共军作战称做剿匪？你能说明白？”姜瑞田一时语塞，我猜他不是“理屈词穷”了，而是他有所顾忌，虽然梁大戈说姜瑞田“总向着共产党说话”，可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给人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印象，他的观点跟于志强的也时常不谋而合，但他总不如于志强那样说得更明确、更肯定，有时在说过之后又自我否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想不明白。
我们谁都没有注意，梁大戈像鬼似的不声不响地凑上来。他皮笑肉不笑地问道：“你们唠什么呢？”我装作没听见转身走开，姜瑞田、林婕、吴静文也都快步跟上。我一扭头，瞥见梁大戈正跟从后面走上来的徐伟交头接耳说着什么。姜瑞田也看在眼里，便故意大声说：“天还没黑就闹鬼啦！”我们同声哈哈大笑，一起加快脚步，把两个似鬼非鬼的坏蛋远远地抛在后面。
剧场撒传单的风波尚未平息，听说特务连的人去医院抓于志强扑了空，师长大发雷霆，军、警同时发布了通缉令。我一方面庆幸于志强暂时躲过这场灾难，一方面更担心他会最终难逃魔掌。这两天总是心慌眼跳，几回从梦中惊醒，我就自己安慰自己，他不会是个人行为，一定有办法脱身。咱们天天喊“肃清赤特”，可“赤特”就在眼皮底下活动，又有几个“赤特”被抓住？
对这件事，队里的反应不尽相同，归结起来也不外乎或者同情、或者仇视两种。有的用沉默、用感叹、抑郁的眼神告诉我，他们同情甚至是赞许于志强的。有的就咬牙切齿，恨不得自己动手去抓人。梁大戈、徐伟、韩德曾，还有何队长就是这后一种人，而且连不跟着他们一起仇视的人他们也一起仇视。
我们几个人沿着斜坡路走下来，走出高大的、用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着的冶炼车间，眼前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道路两旁长着茂密的、足有齐腰高的杂草，本来平坦的路面，却散落着砖头、瓦块、石子、沙堆和各式各样机械零件。笔直的路却不能笔直地前行，必须像小孩子玩“跳房子”似的跳过各种障碍，必须边走边跺脚，跺去满脚的灰土。
“安琪，还记得不？下乡征粮时在大庙墙上‘老八’留下的标语——”姜瑞田忽然问我。
“怎么不记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时我还气呼呼地命令随从的士兵找来铁锹把那些字铲掉，现在想来实在好笑，‘老八’说错了吗？”“唉，咱这中央太让老百姓失望了！那些接收大员都干了些什么？你们听说过‘五子登科’吗？”我们都摇头。“是讽刺接收大员的，‘五子’就是：接收厂子，霸占房子，抢占车子，倒卖金子，娶小妻子，这叫‘五子登科’。谁琢磨出来的呢？”吴静文不是在讲笑话，这就是国民政府治下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可笑，却谁也笑不出来。
说起接收大员，倒让我想起咱们沈阳家喻户晓的一桩奇闻，或者说是一件谜案。事情好像发生在“八一五”光复后不久，在北市场有一座喇嘛庙，叫实胜寺，老百姓都叫它皇寺，庙里有一尊供奉了三百多年的金佛。光复后南京政府派来的首任省长知道以后，就要前往瞻仰祭拜，事前先派人看了金佛并定下参拜时间，不料就在省长入寺后，发现金佛已不翼而飞。还有一种传闻，说是在省长进寺参拜的当天晚上，寺院着了大火，火熄后金佛不见了。尽管传说的版本不同，但都认为金佛失盗是省长大人差人所为。我就把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说给他们听。
“城狐社鼠！一群城狐社鼠！”姜瑞田气冲冲地把个破油桶踢出老远，由于用力过猛，反踢疼了自己的脚，疼得他咧着嘴直跳高。
大家都忍不住笑。
林婕心疼地皱紧眉头问：“疼得厉害吗？挺大个人怎么像个孩子，没正形！”说着就去搀姜瑞田。
“哎呀，没事儿。”姜瑞田看看我，忙推开林婕的手。
林婕把嘴撅得能挂住瓶子，使劲甩着胳膊站到一边去，嘴里嘟囔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姜瑞田也不理她，对大家说：“你们跟我来。”眼前是一间大库房，半敞着门，姜瑞田先走进去，我们几个也莫名其妙地跟进去。
“你们看看这个。”姜瑞田向门口张望一下，把从兜里掏出的一张折叠的纸递到吴静文手上。
我们都跟着凑上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传单，标题用仿宋体大字写着《“五四”告同学书》。我问姜瑞田：“哪来的？”“别管，大家快看，看完撕掉。”于是我们就着大门射进的阳光开始看传单。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我看看姜瑞田，他正警觉地看着大门外。我又问他：“这传单到底是哪来的呀？”“我捡的，就在咱们大门口捡到的，有好几张，其余的都让我撕碎扔掉了。”这时吴静文也从兜里掏出一张同样的传单，“我也捡到一张，还没来得及看呢。”她边说边三把两把撕碎扔在墙角里。
我们继续看传单：“……同学们又何必做一个遗弃白山黑水田园父老的罪人，而投向长时间的黑暗统治呢？况且北平既非天堂，南京四十里外就有人民解放军。同学们自己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还主张迁校，目的何在呢？……”“迁校？迁校是怎么回事儿呀？”林婕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不解地问。
“照传单上的意思，当局是要把沈阳的一些学校迁往北平，动员学生都跟过去。我估计当局担心沈阳一旦失守，这些学生就落在共产党手里。动员他们进关以后，必要时把他们也编入国军跟共产党作战，用传单上的话，就是让学生当炮灰，学生反对迁校就是为了破坏当局的计划。”“姜瑞田说得没错，当局的迁校计划太阴险也太残忍，如果真像传单上说的那样，确实应该反对。我想这些学生识破了当局的目的，一定会动员起来进行反抗，绝不会俯首帖耳地任人摆布。”吴静文神情严肃，摩拳擦掌，好像她就是那些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学生中的一分子。
“可是当局能由着学生闹吗？一方面不肯就范，一方面不肯让步，势必形成尖锐的对立，结果不堪设想，吃亏的肯定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呀。”我说出了自己深切的忧虑。
姜瑞田沉吟着：“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他一声叹息，“唉，我们担心又有什么用？”“这传单是什么人印的呢？又是什么人撒的呢？”林婕从我手里抢过传单，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好像要从中发现什么秘密似的。
这撒传单的又是于志强吗？我仿佛看见他就站在一座高楼的屋顶上，把一摞摞传单抛向天空，那些传单雪片似的漫天飞舞。……
“这还用问，”姜瑞田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共产党。”林婕愁眉苦脸地说：“这共产党也太不像话，动刀动枪的还不够，还撒什么传单，弄得人心惶惶，这里还是政府的天下，这么闹腾就不怕被抓住掉脑袋？”姜瑞田对林婕的话非常反感，沉下脸说：“书呆子，什么也不懂。”他一摆手，“算了，咱们争论这些干什么？瞎子点灯白费蜡，走，回去。”他自己先不管不顾地走出库房。
吴静文从林婕手里抢过传单，撕成碎片揣进裤兜里，也跟在姜瑞田身后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