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大家一起回到部队驻地。现在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们好像都不肯正眼看我，也懒得跟我讲话，我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孤独和苦闷。
外出演出已经停下来，因为大部分男队员又有新任务。根据时局的需要，在××师驻防的沈阳至辽中区间要设检查站，大家都叫它“卡哨”，每个卡哨由一个班的武装士兵和两名军官组成，师部人手不够，就抽政工队男队员协勤带班，现在队里只留下何队长、唐克、姜瑞田和女队员。听姜瑞田说，卡哨的任务就是纠查过往行人车辆，抓捕共产党分子和阻止重要物资流向“敌占区”，像钢材、布匹、汽油、药品、纸张、机械等都属违禁品。姜瑞田说，这是个有“油水”的差事，连何队长都想去，处长不答应，因为“队里没个管事的不行”。姜瑞田说，何勇留下他纯属报复，因为姜瑞田老是顶撞他不服摆弄，这好差事当然没他的份儿。姜瑞田认为不去更好，虽然在卡哨可以揩油捞外块，可是也有危险，说不准什么时候小股共军摸上来就给端了，兴许就把小命搭上。
现在留在队里的人没事做，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天气越来越热，就是闲坐也会一身汗，加上整日百无聊赖，懒得连起坐的力气也没有。早上一照镜子，发现脸色焦黄，瘦得颧骨高高的，下巴尖尖的，再不见以往的丰润和光鲜，我是从里到外地变了。
午饭后又都躺在炕上开始寻梦，我虽然紧闭双眼却没有一丝睡意，湿漉漉的汗水腌得背上的痱子又痒又疼，我用力摇着扇子，连风也是热的。我悄悄地坐起，悄悄地穿鞋下地走到外面去。院子里大杨树上的知了好像也热得难耐，一阵阵拼命尖叫。我出了大门想一个人到村外走走，经过后街时，见一棵大柳树的树荫下坐着五六个农家妇女，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说说笑笑，见了我都友善地点头微笑，一个年轻的媳妇向我打招呼：“妹子，你这是上哪去呀？”我也笑着回答：“不上哪去，闲溜达。”“过来坐一会儿呗。”她招手说，把一块大石头让出来。
盛情难却，我高兴地走过去，在她们中间坐下。
“姑娘是本地人吗？”有人问。
“嗯，家在沈阳。”“你们女兵里顶数你最好看。”“你说人家是怎么长的？这个俊呀！”“多大啦？”“十八。”我故意多报一岁。
“还是城里的闺女有出息，敢一个人出来在队伍上做事。”“听说要打仗啦，是真的吗？”“不能，你们不用担心，打不到咱这儿。”其实我是信口开河，我自己也正要问呢。
“咱就不明白，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为啥要打仗呢？当兵的哪个没有妻儿老小，打仗就得死人，谁家摊上也受不住哇？”“还不是为争地盘儿，反正老百姓遭殃！”“姑娘，你是国军这头的，我也不怕你抓我罚我，听人家说共产党那边把地主老财都收拾了，老百姓的日子可好过了。”“他嫂子，你可别乱说呀，你怎么替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没听说吗？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共妻，你也不寻思寻思，他们能是好人吗？姑娘，你可别往心里去，咱们庄稼人没见过世面，什么也不懂，不管说共产党好还是坏，都是听人家说的，谁也没见过，她这是顺嘴胡咧咧，姑娘，你可千万别把瞎话当真话呀！”一个年长的翻来覆去地解释着。
“大婶，有很多事情我也说不清，心里想不明白说说也没啥，谁也不是存心的，就是别到处乱说。”对这种敏感的问题，我只能或者回避或者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我一看就知道这闺女心眼儿好，明白事儿。”“不然我敢当着人家乱说话吗？”“大姐，你说国民党跟共产党最后到底谁能胜呢？”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问。
“小妹妹，这个事儿我可说不好，当兵的只能听上头的，上头让咱们往东咱们也不敢往西呀，你问的这事儿我既没想过也回答不上来。”我歉然一笑，“对不起，小妹妹。”“人家姑娘说得有理，当兵的可不就得听上头的，再说共产党国民党最后谁能打赢，我看谁也说不上来。”“怎么说不上来？最后谁胜谁败，那就看谁对老百姓好。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向着谁，就跟谁走跟谁干，那谁就准能胜；谁要是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就不向着谁，那他就得败。”心想，这些也许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庄稼院女人，还挺有见识呢，姜瑞田于志强都说过这样的话，却没有她们说得既简单又明白。
“姑娘，你们队伍里要都像你这样和气就好了。唉！”“可不是，你们队里有个叫韩什么的，说句不好听的就真不是东西，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睛，可吓人啦。还有特务连的，个个横眉竖眼，说是买老百姓的菜，可是也不问价，给你扔几个钱拿起来就走，跟抢差不哪去。”“你还别说，真有一分钱不给的。”“你们那个胖队长，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就贼眉鼠眼地盯着人家看，怪吓人的！”“我还听说那个姓徐的，扒人家的秫秸帐子偷看女人上茅房呢。”“有这种事儿？这个浑蛋，等我报告师部，非好好惩治他不可，太不像话！”我又羞又气，噌地站起转身要走。
“姑娘，别生气，咱们也都是听人家说的，又没抓着人家，话说完就拉倒吧。”我在回队的路上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连庄稼院的妇女都怨恨的军队能不失败吗？弟弟是怎么死的？妈妈是怎么死的？我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在那次下乡征粮时，我亲眼所见农民受的苦遭的罪，咱们的军队是怎样把农民仅存的一点儿糊口的粮食强“征”过来，梁大戈是怎样像土匪似的打骂老百姓，而且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沈冬生和他的师傅们也都在怨恨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军队，甚至盼望共产党胜利，盼望共产党的军队快点儿打进沈阳。现在连最听话的学生也不安心读书，要走出校园集会游行，反对内战，要民主要自由。我现在就置身在这个被怨恨着的军队里，整日摇旗呐喊，散步谎言，我岂不成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罪人！
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
可是，对于这一切我又每天都能听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词，丁怀仁说国家的动乱纷争，老百姓的艰难困苦，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共产党是烧杀抢掠，实行共产共妻的匪类。苏联就是这样的共产国家，他们用“卢布”收买中国的共产党，做他们的走狗，替他们打天下，把中国变成共产帝国的殖民地。我们的中学“公民”课老师就是这样讲的，老师还说苏联红军把鞍山、抚顺、本溪这些地方工厂里的机器设备都拉走，把日本人留下的物资也都拉走，还说苏联军人到处强抢，调戏奸淫中国妇女。丁怀仁，还有那些军长师长专员都在说美国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国军的失利是暂时的，有美国朋友的援助，最后一定能打败共产党消灭共产党。丁怀仁还一再许诺将来送我去美国留学，他说在美国有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我虽然将信将疑，可还是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美梦成真。也许真像丁怀仁说的那样，老百姓怨恨政府怨恨国军是听信了共产党的蛊惑宣传。梁大戈、徐伟、韩德曾这些人只不过是国军中的败类，不是也有像姜瑞田、吴安一、陶冶、吴静文这样的好人吗？何勇呢，丁怀仁，黄团长，什么浑蛋专员呢？他们都是不同身份的国家官员，可他们哪一个不是坏得不能再坏，他们也仅仅是国军中的少数败类吗？……
我不要想了，想也想不明白，越想越头疼，越想越糊涂，也许这些都不是我应该想的，我何必费这份心思呢？共产党国民党都离我太远了，还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我走进屋时，有几个人还没睡醒，林婕还躺在炕上看书。刚从长春过来的老队员乔莹已经醒了，坐在炕上整理她的一堆乱东西，她的表妹刘瑛轻手轻脚地打了一盆水在洗脸。她们对我很友好，主动跟我搭讪，而且总是笑脸相对，也许是对我还不了解，也许正是了解了才有意讨好我。
乔莹停下手里的事情，甜甜一笑说：“你怎么不睡午觉？不困吗？”“我觉轻，晚上就够睡了，白天要睡晚上就睡不着了。”我边说边脱鞋上炕躺到铺位上。
乔莹的妹妹——也就是刘瑛，在洗去一路风尘之后，一张标致的美人脸全然暴露出来，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忽扇着长睫毛像会说话，不高不矮的鼻子稍微翘着，不涂唇膏也红润的嘴唇，不笑也像笑。苗条的身材，丰满的胸脯，都透着青春的娇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像就是说这小刘瑛的，大家都说我很美，可相形之下我真成了“羞花闭月”，不知怎么我竟感到一丝潜在的威胁正悄悄袭来。
午休后，丁怀仁突然闯到我们的住处，我以为他是来找我的，可一进门就直奔乔莹，像故友重逢亲热地握住她的手：“我是刚听何勇说的，你能平安地跑出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啦，身体怎么样？”“丁处长，您好！”乔莹郑重地行了军礼，“托您的福，我挺好，算是死里逃生吧。”她受宠若惊地嘴角抽搐着，眼里滚着泪花。
“能平安出来就好。”丁怀仁一面敷衍着一面扫视着屋里的人，当他一眼看见坐在炕边的刘瑛时，那双眼睛立刻像触了电刷地一闪，嘴巴也随即咧开，乖巧的乔莹心领神会地挽着丁怀仁走过去，招呼刘瑛说：“刘瑛，快见过丁处长。”刘瑛一出溜站到地上，拘束地只顾搓手不敢抬头。
乔莹忙赔笑脸说：“她是我表妹，叫刘瑛，正念高中呢，长春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姨妈就让我把她带出来求一条生路。何队长答应先住下，过几天就让她去沈阳找事做，给咱们队里添麻烦了。沈阳她还有家亲戚，还没来得及去呢。”“不要着急，先住下，这里是乡下讲不得那些规矩了。嗯，她有什么特长吗？比如唱歌什么的？”丁怀仁目不转睛地盯着刘瑛看。
乔莹赶紧把刘瑛拉过来：“处长问你话呐，你都会什么，向处长报告一下。”刘瑛红着脸忸怩地小声说：“我什么都不会。”乔莹急赤白脸地说：“这孩子，对处长要说实话嘛，丁处长，刘瑛不仅歌唱得好，还会演戏呐，长春有个叫‘下里巴人'的学生话剧团，排过《日出》，她在剧中就演过‘小东西'呐，还公演了呢。”“是吗，那太好了，还去找什么事做？就留在政工队嘛，等我跟何队长说一声。”丁怀仁的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在刘瑛脸上，兴奋得满脸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