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镇回到湘岳已是下午六点多钟。正在房间休息的成哲突然听到电话响。
“喂，你好！成哲先生吧？”
成哲一听声音知道是朱立国打来的。
“你好，朱总，会议怎么样？”
“你的文章反应很热烈。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我私下问了一个著名学者，他说，文章思想是站立在信仰变迁的历史轨迹上分析出历史精神运动自身的规律，然后寻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化文明演进方向提供了路径探索。”
“很好，投石问路，希望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共同探讨，以求中华文化的真切觉醒重建，拯救世界文化文明冲突于水火。”
“哦——晚上来参加聚会吗？”
“不了，我昨晚发高烧，加上心情不好，请谅解。”
“那么，我捎人将本次会议的一些文稿、录音资料，以及车旅补贴费用给你送过来，细致情况，你可以上民肯学术网站了解。”
“谢谢，再见。”刚挂下电话，李达的电话来了。
“老兄，身体好些没有？”
“好了，完全好了，兄弟谢谢你，你去忙吧，晚上就不用过来了。”
“这怎么行呢？赚钱是赚不完的，可好兄弟却只有一两个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公司会计资料显示，盈利有五十余万元。如此下去，前景看好。”
“祝贺你，我的好兄弟。”
“我现在开车来接你去火宫殿呷晚餐去。等我啊，”电话挂了。
车开来了，只见王静也在车里。
“大记者，别来无恙？”
“没干记者了，叫我成哲吧！”成哲有点诧异地看着李达。
李达微笑着。仨人驱车来到火宫殿，偌大的大厅坐满了就餐的人们，很热闹。
餐桌上，成哲见李达不停地给王静夹菜不禁小声问李达，“什么时候喝喜酒？”
李达用手肘暗肘了一下成哲，眼睛却瞟着王静。王静佯装没发现只低头吃菜，“正在热恋，”李达在成哲耳边轻声说。
王静突然抬起头，“你们在讲什么悄悄话，见不得台面？”
“我在问达兄，何时可以喝两位的喜酒！”成哲率言而出。
话音刚落，王静脸一下子红了，眼睛望着李达，愠怒中明明浸透着柔情与希望。李达偏头、耸肩、摊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望着王静。
“来，祝你俩爱情甜蜜，同结连理，”成哲举杯说道。于是仨人在嘻嘻哈哈中，总算驱缓了成哲心中的阴霾。
晚上10点来钟回宾馆时经过前台，服务员将一个包褒一个信封交给成哲。是民肯送过来的资料与费用。
第二天上午，成哲就乘飞机回北京了。到马甸的家时，成哲身心一下子感到疲惫无比，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静候黑夜的来临。
过了许久，才记起要听听录音，看看是有何新奇观点。录音如下：
中国自由主义学者顾准曾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他认为把主义定为终极目的，只会消灭民主，因此，在贯彻民主前提下，不要有终极目的，却要有进步，与不断进步相联结才能避免为善行恶的困境。
这一点考察美国开国史来看也有着佐证：美国的开国英雄们想的只是如何平衡现实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不是首先有一个基于理想与道德的制度模型去刻意实现，并以此来引领民众，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让每个人与集团的利益能有言说的渠道。
而人类实践证明，基于巩固民主与发展自由权利的制度安排不失为一条可以继续实践的方式，但如果谁在此基础上设立一个终极目的，加上一套宏大叙述，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在实践中甚至偏离原本的路径导致悲剧。
这种经验之于改革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因为以往思想界喜欢将社会意识形态化，才出现冷战对垒。当年杜鲁门的总统谘文里就宣称：世界已划分为“自由制度”与“集权制度”两个世界，正式开始了冷战。
结果，民主主义初衷的往往也成了暴君，施行专制迫害。而自由主义固然由于自身的调控机制无此惨剧，却导致了与暴君共同形成的世界级对抗。并且，自由主义背后真实存在的影子政府共济会，却是真实的资本高度集权的帝国垄断。他们两者都处于另一个互为割裂的极端。
基于这种反省，加上各国现代化都有赖于“路径依赖”即对传统文化的依赖，都在探求文化复兴，人们应该重新回归到东西方文化源头互通的辩证理性上来：在始终维持正义与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努力通过互补平衡，不断创新进步，再进步。
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是：如何在现实中平等达成东西方文化文明的融合，创新更高更为圆满的世界文化形式与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团结、群策群力的高效的社会管理集团将会出现，有效促进社会改革大转型大提升。
如此，这才是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进步的福音。
成哲听完录音陷入了深深地思虑中。
成哲认为，并非是终极目的走向了专政，而是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思维偏执，总是通过革命消灭对立方达到消除矛盾，于是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更大的悖论矛盾（革命悖论），恰如数学上通过扩大论域来化解矛盾，结果在更高层次形成更大的悖论一样（数学悖论），不能实现对立方之间互补均衡运行所致。这一点，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思维陷入自身的习惯性偏执中，看不懂，也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