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结束了，参与者说很成功。我极少参加会议，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约一百人，其中不少说，那是他们参与过的最成功的会议，甚至有说比七月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还要好。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做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说明限于以经济分析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才考虑。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 我还是沉醉于六七十年代解释有趣现象的经济学。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为什么同样的病，加州的医生收费，收富人比收穷人的多？为什么厂家或批发商要管制零售价？为什么职业棒球手的雇用合约，是奴隶性质的？为什么电影片的批发，叫座的永远与不叫座的一起捆绑销售？
问的永远是为什么，不问好不好，也不问怎么办。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他。为什么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谁那样神通广大，有本领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为什么佳座的票价偏低了？为什么台湾管制佃农的分成率，农业的产出量竟然上升？为什么中国昔日有盲婚制，有童养媳，而妇女要缠足那么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二岁，我还在问：为什么问题多多，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中国，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快？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一七七六推出的《国富论》，包罗万象，既问好不好，也问怎么办，但一举成名的重点，还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那么大的贡献呢？是的，以斯密前辈为首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倾向于政策好不好的建议，但“为什么”一般是分析的出发点。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数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其二是为了方程式或几何的整齐好看，经济学者逼着把局限条件简化，其中最大的错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实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换言之，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假设的局限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局限大致吻合。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糊里糊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
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阿尔钦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其他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有名牌学报收容，算；书不算，没有评审过关的也不算。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科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科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网上的搜索说，‘科斯定律’及两个其他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有人从网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内地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
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那是要在内地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咁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这是因为追求真理这回事，是不可以左顾右忌的。纯为解释的科学性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关部门能体会到，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言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我的投诉，是内地的界线划分很不清楚，可以阐释到妨碍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与胡锦涛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