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去年大事多。什么雪灾、地震、西藏、奥运等姑且不论，经济话题有新《劳动合同法》，有宏观调控失误，有地球金融之灾，也有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之庆。平均每天收到三个访问、讲话、写稿等邀请，无从应酬，只是对学生们讲话有时不容易推却。
农历新年之前凤凰卫视的刘芳要求我作电视访问，本要例行地推却，但她说是关于中国农民的，就答应了。条件简单：录影整理后要让我亲自看过，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播出。这是中媒体之计多次后才定下来的公平规则：你有你的言论自由，我有我的不接受访问自由，打个平手。刘芳是同意了的。事实上，她打电话到上层说我提出的条件，上层接受了。
二月三日到深圳的凤凰录影，九日看他们选出的、将会播放我说话的部分，非常满意。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王敏的小姐，问她我看到的是否会全部播出，回应说肯定是。因为担心广东话在字幕翻出可能有错，我要求再看。十二日再看，发现跟我在九日看得很不一样，少了很多，支离破碎，问王敏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全部没有改过，只是我看不清楚吧。我跟太太提出我的反对，要她替我跟进。太太跟王敏通电话三次，每次的回应都是张教授看过而又同意的完全没有改。
十三日晚上九时五十分播出，更明显地改得七零八落：谈新劳动法的主题一句也见不到。刘芳代替了我，说我说一亿人失业【我没有说过】；我说职业农工每年可工作十个月，字幕则翻为十倍。凡有提及新劳动法的都抽起，接驳起来我变得语无伦次了。
网上读者的反应，大部分问为什么张教授不谈新劳动法。博客的管理员替我解画，说教授当然有谈，但被删去了。读者哗然，很有点不相信凤凰卫视也“和谐”起来。后来找到凤凰卫视在网上的预告，标题云：《张五常：新劳动法应对农民工失业负责》--是夸张的阐释--跟着的预告内容读者可在网上找到。再后来太太收到通知，对方承认删改了很多，说是香港的凤凰卫视的领导下令封杀的。想不到，历来高举忠实报道的凤凰卫视，竟然也“河蟹”起来了！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被骗了。在该访问中我说了一句精彩但后来被删去了的话，对经济科学是重要的贡献。我说：“工业的工资，是由农作的收入决定的，用不着新劳动法的帮助。”看似平凡，其实也平凡，但对经济思想史有认识的人，会意识到这句话是填补了二百多年来的一个思想空缺。知道执到宝，我立刻挂个电话给张滔，跟他重温经济学对地租与工资的思想演进。这演进永远差一点，不达，看来又要让我来画上句号了。
读者要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生产要素限于土地及劳力。前者有地租，后者有工资，而这二者怎样决定及分配是大话题，从一七七六的亚当·斯密吵到一八九○的马歇尔才算有定案，但我认为句号还没有画上。资本的概念更麻烦，古典学派拿不准，新古典也拿不准，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天才费雪才解通了。这里不谈资本，只说地租与工资。
李嘉图【一八一七】是第一个全面分析地租与工资分配的大师。地租他从differential rent的角度入手，说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于土地的肥沃层面不同，优劣有别。这观点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错了。我认为只有小错，在分析发明专利时大手采而用之，一九七七写成了二○○五才发表的重要一长节【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第三节】。李氏对工资怎样看呢？后人把Iron Law of Wages【工资铁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这铁律说，工资是仅可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而是人类认为值得活下去的主观收入水平。到了密尔【一八四八】，亚当·斯密的一个旧观就发展为工资拨备理论【Wage-fund Theory】。这是指雇用员工的老板拿出一笔款额，为雇用工人而备，而工资就是这款额除以工人的数目。不可能错，但说了等于没说。密尔后来承认是错了，知道这想法不能决定工资的本身。
重要的发展来自一个德国学者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1783～1850】。马歇尔重视这个人。此君提出了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说工资会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到了马歇尔之手，边际产出曲线就成为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加上工人的供应曲线，工资就决定了。基本上，从一八九○到今天，经济学接受了这样的工资理论。我自己在《佃农理论》作出的??献，是说这理论不限于用时间算工资，分成及其他的合约形式也要遵守边际产出的规律。这就带来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问题，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还有一位大师要加进去。那是菲利普·威克斯第德【Philip Wicksteed,1844～1927】。此君证明，有土地与劳力两种生产要素，二者皆获各自边际产出的酬报，在均衡点下，产出的总收入刚好全部分光。
本来是尘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为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的学者，调查波士顿的运输行业，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文章，说雇用司机的老板不知边际产出为何物，无从按边际产出所值定工资。我的老师阿尔钦为文回应，一九五○发表，促成了持续十多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
从逻辑的角度看，说争取收益极大化，边际产出所值要等于边际付出的工资当然对但雇主怎会知道呢？老板收到订单，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资为何，利息、房租、水电、折旧等等加起来，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单可以决定。雇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谓边际产出，他不知，也不管。就这样，每个老板也这样，何来边际产出所值等于边际成本了？很显然，边际产出理论如果是对的话，只可能是在结果上对，不可能是老板的意图。老板的意图是多赚钱，只懂得数手指算收入与成本。也难怪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与工资及其他资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样决定的呢？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答案。
个人的估计，开放后十年左右，农民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龄的农民大约三亿七。九十年代后期起，流动的农转工急升，转到工业去的总人口约二亿八千万，余下的九千万再转四千万左右到工业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释过因为雇用职业农工变得普及，有轮植的选择，职业农工每年可操作十个月，收入当然急升，加上农产品之价上升，职业农工的月收入从二○○○到二○○七上升了约五倍。如果十五年后一个职业农工的月收入达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要吸引这农工转到工业去大约要每月薪酬五千元：农村的住屋相宜、舒适，食品也较相宜，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写意的。
这样看，我碰中的定律说如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转工的兴起，但当达到了近于均衡点，工业的工资是由农民的收入决定的--工业工资不够高农民会选作陶渊明。也是这样看，工业的工资会因农民的收入够高而被保护着，远胜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等外来的蠢办法的保护。劳力的收入决定了，余下来的其他资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类似的竞争情况瓜分。不难用数学证明，达到了经济整体的均衡点，每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所值，会与每样的边际成本相等。边际产出理论没有错，但对的是结果，不是老板的意图。所以用这理论来解释老板的行为也对。这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谛。
新《劳动合同法》闯大祸。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约估计，约有一亿工业工人回乡归故里，把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这回乡潮是出现了的，大概起于去年三月，远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不一定是失业，而有多少会再回到工业目前不知道。回乡的也不是输精光：他们在工业操作有了时日，知识是增加了，再出来不会是大乡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