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廊里的妓女以出卖肉体为职业，艺妓卖艺也卖身，他们对留学生当然是来者不拒；留学生寄宿处的下女容易和留学生发生关系，也不难理解；而在《留东外史》中，日本女护士也大都被叙述成为了变相的卖淫妇。王甫察去杏云堂医院探视同乡，遇到小护士久保田荣子，见她"杏脸桃腮，穿着雪白的看护妇服，越显得粉妆玉琢，不禁心中一动，忽然起了个染指的念头"。王甫察略施手段，第二天便和荣子发生了关系。小说叙述者因此进一步延伸说，"留学生进医院，嫖看护妇是极普通的事。医生不特不禁止，并希望留学生与看护妇，有割不断的爱情，好在医院里久住"；"若是青山医院，还专一挑选些年轻貌美的看护妇放在里面，以便留学生奸宿"。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留东外史》中，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下女和看护妇缺乏人格操守、道德上不贞洁，而出身于上层贵族之家的小姐，似乎也好不了多少。鸟居正一子爵的女儿鸟居荣子，也照样被同文学校中国留学生周正勋勾引，"一星期幽会两三次"。在小说的叙述中，日本女性固然有职业和阶层的差异，但是在"卖淫"这一点上，她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留东外史》中，日本女性大都被"妓女化"了，这就构成了日本"卖淫国神话"的基质。
把这"卖淫国神化"夸诞得无以复加，以致失去了可信性的，是中国留学生编造出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在妇人爱国会上的鼓动演说。在《留东外史》第十四章"出大言军人遭斥责 游浅草嫖客发奇谈"中，有这么一段叙述：
不晓得日本情形的，必以为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贞静幽闲的。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听说那年，下田歌子在妇人爱国会演说，发出个问题，教这些女人答。他说我们妇人爱国，既不能当海陆军，又不能学高等的工业，作个高等技师，应做甚么，才是最有效力之爱国？这些女人听了，有说入赤十字会当看护妇的；有说进女子家政学校，学了理家的；有说学妇人科医学的；有说学产婆的。他说都不对，只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随说了许多当淫卖妇的好处出来。女子都拍手赞叹。一个个归咎自己，怎么这样容易的问题，也想不到。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为了积累资本以增强国力，曾经不择手段地把女性工具化，以女性身体作为榨取的对象，甚至派遣卖春妇奔赴海外最大限度地赚取外汇，例如日本著名影片《望乡》中的主人公山川阿崎等"南洋姐"，就是在昭和初期通过民间机构输往南洋卖淫的。
关于日本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不择手段地把女性工具化，以女性身体作为榨取的对象，在当时大阪某日报一则评论中也可折射出来。这则评论现存梦芸生纪实小说《伤心人语》中，内容如下：
吉原一区，本东京娼妓林立之地。平时冶游于其间者，以日本腐败绅士，及放荡商贾两种人为最多。自明治三十三四年间，日人赤十字会，有提倡娼妓废业之举，而娼妓遂日渐减少。操此贱业者，日忧经济界之无起色。迨至中国游学者日增月盛，不肖者常日出没于其间，卖笑缠头，任意挥霍，遂使吉原妓馆之经济界大辟一利源。故去年因取缔规则事，学生有倡议全体归国之事，各妓馆鸨儿闻之，皆忧形于色，以为此举若真，夜度金当减去其半，业此者必种望生色也。
尽管在当时历史语境下，日本社会风气不好，出于种种政治目的，存在着把女性工具化，以女性身体作为榨取对象的现象，但是像小说叙述的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鼓励和倡导卖淫是绝对不可能的。下田歌子作为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先后创办过"桃夭女塾"和"实践女子学校"，对于日本女子启蒙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解决有损日本国家形象的日本妓女海外卖淫问题，下田歌子发起组织了帝国妇人协会并担任会长。
作为一个女性文明启蒙的先驱，她还曾经希望把女性文明传入中国，有下田歌子的谈话，说：'余于七、八年前，即思贵国（指中国--引者注）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辅入文明，余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常冀或有一、二人先尝试，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像这样一位女子教育的先行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进行鼓动卖淫的演说，平心而论，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小说叙述者也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借周撰之口讲述了下田歌子的"演讲故事"之后，立即就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否认，"话说成连生听了周撰一篇话，虽不十分相信下田歌子会如此演说，然知道日本的卖淫政策，是真的，不能说周撰的话全无根据"。这样，小说的叙述者在洗雪了下田歌子的同时，却确证了日本"卖淫国神话"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留东外史》中日本女子要摆脱被"妓女化"的命运，惟有"中国化"一途这一发现要归功于董炳月先生，他在《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中论述过这一问题。，因而在《留东外史》中被赋予肯定意义的日本女子，大都有"去日本化"而"中国化"的倾向。痴情于中国留学生张思方的日本少女山口节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张思方初见节子时，以他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节子的外貌就很有意味："我到日本这么多年，像这样清雅的姑娘，我还没有见过。他脸上一点脂粉也没有，那好看纯是天然的肉色。
并且他那面貌，绝不像日本女子，就是身材态度，也都和中国女子一样。若是用中国衣服装扮起来，谁也不能说他是个日本人。"后来山口节子看见一位中国女学生穿中国服装显得很美，便要张思方帮她买衣料做中国衣服穿，为此还不惜把两枚戒指送进了当铺。在这里不仅中国式的"面貌"和"身材"富于深意，就连"中国服装"也承载着巨大的文化功能，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其丰富的所指在深层次上包含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山口节子对中国文化的归顺和膜拜，使她避免了受到"妓化"的惩罚，后来她受蒙骗离开了张思方，而一旦认识了事情的真相，她便投河自尽，以死明志，终无损于她的清白和坚贞。
纯情的山口节子从外表形态上像中国人，而柳藤子之所以成为《留东外史》中绝无仅有的日本贞女，也是因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从小时跟着他父亲，受了些中国教育，颇知道些三贞九烈的道理。"柳藤子与王甫察相识之前，依然是处女之身，被王甫察诱骗失身之后，仍苦苦地等待着借故回国、一去不返、杳如黄鹤的王甫察，并且海枯石烂，痴心不改。连小说的叙述者都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说，"恨不得立刻变作黄衫客，将这薄幸的王甫察捉到长崎去"。《留东外史》中这种叙述，暗示着一种将日本女性正面人物"中国化"的潜在逻辑，这种"中国化"既体现在外在的表象上，同时也体现在内在道德感上。
作者叙述中呈现出来的中国优越感和日本女性对中国的归化，无非是中国古代"以夏变夷"思想的延续。日本自身确实没有独具特色的文明，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脱亚入欧"也就没有什么包袱和心理负担，转换起来相对容易得多，鲁迅曾经就说过，日本"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经过"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程度上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兼程以进，犹属望尘"；自甲午一役之后，一般日本人大都看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留学日本也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在现代化征途上领先了一步，但是作者却一厢情愿地让日本人"崇拜"中国文化，这实在是因为"爱国"所致，其中华文明的自大意识挥之不去。
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上，日本是被平江不肖生评判和估量的"他者"。小说对日本"妓化"的描写，不仅是为了让日本国家的尊严扫地，更是颠覆了在当时世界秩序中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地位等级，通过书写重新建构了两个对决世界的高下。鲁迅曾经不无调侃地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在《留东外史》中确有这种倾向。小说中日本"卖淫国"的形象的塑造，就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在"卖淫国"这一符号之下，隐藏着深层次的意蕴，国家意识被悄悄地引入了两性关系之中，因此性问题不仅仅具有生理上的"男女"意义，民族立场更从中凸现出来。小说炮制了一个"卖淫国神话"，把日本尽量地"妓女化"，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被转化为"男"与"女"的关系，并且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中国留学生对于日本女性的骗与嫖，也就具有了特别的"中国执念"和民族意味，甚至成为了民族复仇的手段之一，在发泄自然情欲的同时，也发泄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仇恨。
四、《留东外史》创作语境和意识形态分析
尽管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相对立，但是"'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些形象"，"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信息，在不经意中成为了对于我自身所处空间和拥有的价值信仰的补充和延伸。正如法国比较文学专家巴柔所说："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我说出了'目光'来自何处及对他者的判断：他者形象揭示出了我在世界（本土和异国的空间）和我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
"美国文化史家彼特·盖伊认为，艺术作品可以当做历史的一个片段来看待，而决定艺术形态的主要有三个要素：文化、技能和私人领域。所谓文化，指的是艺术家所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状态；技能，涉及艺术家创作所使用的技艺、手法和素材；私人领域是指艺术家心理冲动或压抑等内心世界。借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留东外史》，可以说《留东外史》的书写乃事出有因，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作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这一群体很熟稔，这无疑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从《留东外史》别有意味的书写中，的确可以捕捉到作者意识形态的依稀痕迹，作者（小说作者和叙述者往往重叠）建构了对于异质文化的日本叙事，而中国国家观念和民族立场是其潜在出发点，大中华意识是其不变的执念。
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妄图吞并中国。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对蕞尔日本刮目相看，并以日本为师，1896年便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作者不肖生于1907年留学日本，1913年回国；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并就读于日本中央大学。"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尘雾半天，阴霾一室。此时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东京旅馆，起草《留东外史》的纪念。"也就是说，在1914年年底不肖生开始了《留东外史》的创作，而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小说第一部由民权公司出版发行。从历史时间和创作语境上看，《留东外史》是在中日两国交恶，国家利益和民族矛盾冲突剧烈的时候酝酿和诞生的，当时一般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国人甚有恶感，尽力排斥"，所以作者平江不肖生在小说中极尽了丑化日本之能事。
而从作者个人的民族感情上看，《留东外史》又是他承前启后的一部分，在东渡日本之前，他在长沙目睹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水兵耀武扬威，在上海目睹外国租界星罗布列，黄浦江上外国军舰虎视眈眈，忧国之情激荡于心，"令人发指皆裂"；在日本又技惊日本人，以膂力御外侮，《留东外史》中的黄文汉就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子；回国之后，他把自己养的一条狗取名为"甲板"（Japan）,也寓含有蔑视日本的意味；抗战之后，投身救亡运动，积极提倡和发展国术，企图强种救国。尽管民族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由于怀着"爱国的自大"心理，中国在甲午海战以来所受到的来自日本的凌辱，不肖生以一种文学想象的方式进行了复仇，他在小说中让中国留学生"嫖"日本女性，而日本女性处于一种被"妓化"的地位，这种性征和国家以及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性权力结构"，中国在现实中的失败，他利用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彻底雪耻，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胜利。
《留东外史》作为当时的畅销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阅读市场的反作用，也对不肖生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16年5月到1924年10月，《留东外史》正集五卷就出了四版。而在正集五卷刊行之后，不肖生又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续集五卷，于1922年出版发行，1925年10月即再版发行。十集《留东外史》，洋洋一百一十六万余言的巨著完稿之后具体字数，不肖生又立即撰写了《留东新史》，计三册三十六章，在1924年7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尽管续作大都是在正集轨迹上的延伸，但是这种持续快速的再生产，显然是在市场旺盛需求的刺激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