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风起云涌的政治时代来临，总会伴之以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由他独立潮头，振臂一呼，然后，乾坤为之倒转，江河为之逆流。
每一个气象一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也必然是以一位逸翮思冥的宗师为前导，经他覃思奥颐，妙运于心，开山立宗，化成天下，学风因之陡变，思潮随之更新。
相对于四处游走掀起政治风暴，向旧政权清算的政坛领袖，独坐书斋引领学术风潮，开一代之先的学术宗师，则要安静许多，也平实许多，但其影响力较前者却更为持久而永恒。
历两汉，经魏晋南北朝，跨隋唐五代之后，走入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国儒学，迎来了它的全新时代——宋代道学。
在这个深浑而绵密的道学谱系里，周敦颐一直享有开山鼻祖的至高地位。
《宋史·；道学列传》说：“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宋元学案》中，黄百家对周敦颐评价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即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极元公之破暗也。”
二者都在言明，周敦颐以其卓荦学识，深浑学养，上接孔孟余绪，下传绝世之学，开时代风气之先，为有宋一代阐发心性义理道学的“破暗”之人。孟子之后断而失继的儒家圣道，直到周敦颐横空出世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于黑暗之中徘徊千余年，“性道微言之绝久矣”的孔孟之道，才拨云见日，重放光明。
一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世称其“濂溪先生”。原名敦实，后为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出生于贺州桂岭县（今广西贺县），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卒于江西九江庐山。
周敦颐籍贯道州营道，即今湖南道县。一个“营道”之人俯身孜孜营造道学，最后终于成为宋代道学的启灯之人，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所以，不管《宋史》还是《宋元学案》在提起周敦颐时，均避而不谈其出生地，而津津乐道其籍贯，或许也正是脱脱与黄宗羲对之同样深感有趣的原因。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又将生于明道元年的程颢、明道二年的程颐，与周敦颐的籍贯放在一起感叹：“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心续斯道之绪也。”
将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年间等无法抗拒的先决性名谓，生硬地与他后天的学术成就强拽到一处，这就有些无厘头了，只可作为趣谈一笑付之。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一〇一五年，一个叫周辅成的湖南举子，因享受宋真宗“六举以上特奏名，赐进士出身”的特殊政策，怀揣印绶来到广西，担任贺州桂岭县知县。两年后的公元一〇一七年，桂岭县衙内宅一声嘹亮的啼哭之后，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周敦颐遂宣告诞生。
一代大儒的成长，是否必须以幼年丧父为代价？
何晏冲龄丧父，后由继父曹操调教培养；韩愈幼年父母双亡，其兄将其抚养至大；孙复父亲早亡，独与寡母相依为命；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再醮，继父为其学业提供生活保障。
周敦颐也延续了这种人生的大不幸。
公元一〇二二年周辅成病逝，是年周敦颐五周岁。三年之后的公元一〇二五年，天圣三年，孤苦失依的周敦颐母子从道州老家前往衡州（今衡阳），投靠舅父郑向。
周敦颐究竟何年投奔舅氏，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说法。
现写于正史，且被广泛接受的是南宋的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所说：“天圣九年辛未（即公元一〇三一年），先生年十五，父谏议公卒……依舅氏。”
这句话其实疑点重重。也许正像度正本人所坦诚的，“然其所载，于先生入蜀事本末最详，其他亦不能保其无所遗误”。
首先，据周敦颐好友、名儒潘兴嗣所写的《濂溪先生墓志铭》，“君幼孤，依舅氏龙图阁学士郑向”，同时他受周敦颐之托为周母撰写的《仙居县太君郑氏墓志铭》中也说，“敦颐幼孤，自立好学不群，府君之殁，夫人携其孤归舅氏”。若周敦颐时年十五，断断不会被称为“幼孤”的。
其次，若周辅成死于公元一〇三一年，依当时礼制，周氏母子当守丧三年之后，最早于公元一〇三四年奔赴舅家，而不会在同年。
再次，《仙居县太君郑氏墓志铭》中所说“舅氏爱之犹己子。既壮，行义名称有闻于时”，说明郑向爱外甥如同儿子，这个爱有着一个自小及大的时间跨度，而若公元一〇三四年才登舅父家门，十七岁的周敦颐已经“既壮”，也不该有如此表述。
衡阳发现的《周氏族谱》与《郑氏族谱》，以及道县发现的《濂溪世家谱》，均指明周辅成亡于乾兴元年，即公元一〇二二年，远在衡阳牵挂着妹妹与外甥生存窘艰的郑向，则在公元一〇二五年，于周辅成三年丧期过后，派人将孤儿寡母接来，予以接济。
郑向不知道，他接来的这个外甥将成为光耀千秋的一代大儒。
郑向知道的是，要尽己所能，全力爱护并教育好这个没爹的孩子。
他真是个好舅舅！
这位以省元中进士甲科，曾出为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为兵部郎中、提点诸司库务，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的高官，还是一位出色的史家，曾撰有《五代开皇纪》三十卷、《起居注故事》三卷。
清同治年间所修《衡阳县志》载，郑向“家衡阳之西湖，其甥周敦颐从向学，以向官任为分宁主簿，后为大儒”。
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以君有远器，爱之如子。龙图公名子皆用‘敦’字，因以‘敦’名君。”
将外甥视如己出，亲自授课督学，这很不易。更难的是，郑向竟以自家儿辈所用的“敦”字为周敦颐取名，这就意味着外甥已成为儿子，被纳入郑家族籍。
事实是，周敦颐于公元一〇三六年走上仕途，担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正是以郑向之子的身份，通过当时的恩荫制度所获得的。
《宋史·；周敦颐列传》中说，“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衡州先贤堂记》载有：“公期以远器，其命名之义类同于其诸子，而使官仕焉。”康熙、乾隆年间的《衡州府志》也均称周敦颐“补向恩荫”，而且详细记录周敦颐所分得郑向的一份家产。这份家产里就有衡阳的柘里渡庄房，即今天的爱莲堂。
一个问题因之赫然出现。
周辅成弟兄七人，家大人众。依照常理，周辅成死后，其遗孀、孤子完全应该得到他们的照顾，而不必让郑母带着孤子离开营道老家，颇违俗礼地回娘家讨生活去。这是为什么？
潘兴嗣的《仙居县太君郑氏墓志铭》中说，周敦颐母亲死于公元一〇三七年，“因葬于润州丹徒县龙图公之墓侧”，埋在了哥哥郑向的墓旁。公元一〇七一年，晚年的周敦颐“迁夫人之榇窆于江州德化乡庐阜清泉社三起山”。按说，他该将母亲骨殖归葬营道祖坟，与父亲合茔才更合乎常理。但他为什么不呢？
考诸史籍可以知道，周辅成与郑氏并非原配，属于二度婚姻组合，他们夫妻各自都曾娶嫁过，而且郑氏与卢姓前夫还有一子名卢敦文，先前就寄养在郑向的家里。
也许正是这个组合型家庭的种种难言的隔阂，使得失夫丧父的周敦颐母子见弃于周家，同时也促使他们带着一腔怨恨愤然离去。
对周氏家族的怨恨，贯穿了周敦颐母子的一生，同时也波及疼爱妹妹与外甥的郑向。
于是，可以理解郑向为何将外甥纳入自家族籍，以子视之，且分房产与他。
于是，也可以明白潘兴嗣在撰写《仙居县太君郑氏墓志铭》前，周敦颐特意叮咛他：“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得岁时奉夫人之祭祀，亦无憾矣！子为我铭。”
“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意在与营道周姓家族彻底割裂；“得岁时奉夫人之祭祀，亦无憾矣”，其实是为不能亲临祖坟祭祀父亲而愧憾，一句“亦无憾矣”仍在表达周敦颐的深深愤慨之情。
如此这样的一个周敦颐，他会怀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将营道老家的一道小溪之名，来命名退居庐山之后的绕宅而流的溪水吗？
他充满诗情画意、骨骼清丽、语句俊爽的千古名篇《爱莲说》，有可能取材于营道的一个荷花池塘吗？
说实话，湖南道县今天斥巨资所搞的“圣脉泉”、“周敦颐故居”、“周辅成夫妇墓”，包括道山石壁上镌刻的“濂溪”，其实都只是个不着边际的笑话。
用未经实察的只言片语的典籍记载，来牵强附会历史，硬性攀附古人，这是浅薄的现代旅游业流行的通病，不必单独指责谁。反正，兴高采烈的游客比胡乱解说的导游更天真，你只要敢在纸箱子上戳个窟窿，在其上挂个“名胜”招牌，他们就敢乖乖地掏钱买票，鱼贯而入。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凡能和周敦颐沾上点边儿的地方一定有“爱莲塘”、“周子读《易》台”，湖南道县、广西贺县更勇敢一些，他们还营造了溪水潺潺的“濂溪”景观，以此来标定自己是庐山濂溪的母版。
一个生时寂寞的文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他身后会因他而繁荣旅游市场。
二
北宋自建国伊始，其官僚机构就日益呈庞大臃肿之势，到仁宗之时，授官制度已经混乱至极。仅公元一〇四七年的庆历七年，凭皇族身份授官者就达千人，而外戚之家、高级官员的家族后代也可恩荫授官，乃致造成“三员守一缺”的尴尬局面。
就是在此背景下，公元一〇三六年，二十岁的周敦颐以郑向之子的资格享受恩荫，跻身仕途，担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主簿。
初进官场，牛刀小试，年纪轻轻的他就显示出非凡的理事断案才能。分宁有一桩疑案久悬不决，周敦颐到来之后，一讯立辨。邑人为此惊叹：“老吏不如也！”
因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古人之风，他受到众口交称。公元一〇四四年，在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中，他被升迁为南安军司理参军。宋时的南安府下辖南康、大庾、上犹三县。南安军制所，在今天江西赣州大余县城。
甫上任，周敦颐再次一鸣惊人。当时南安狱内有一重犯按律不该判死罪，但转运使王逵却坚持要处决此人。王逵生性苛刻、暴虐，众人不敢与之争辩，唯有周敦颐敢与之据理力争。王逵却固执己见，拒听反对意见。争辩未果后，周敦颐将自己的手版（委任状）交还王逵，准备辞职而去，厉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
王逵由之猛然醒悟，遂收回成命，囚犯最终获免死罪。清朝的张伯行为此叹道：“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作为一个小小的南安军司理参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犯颜力争，从一个跋扈的霸王刀下挽救回一条不该枉死的生命，为生命赋予神圣的意义，诚属难能可贵。
但这些还是显得过于琐屑了。朱熹说得好：“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唯程太中知之，宜其生两程夫子也。”
一位思想家的永恒贡献，不在于其以社会身份办了多少惠民实事，我们更关注他以思考者的身份在思想的天空，布过什么云，行过什么雨。
南安应该永远记得这次会晤，因为这次会晤直接导致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事件。
公元一〇四六年，时任大理寺臣兼南安通守的程珦程太中闻听周敦颐之名，过而相见。一见之下，“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深为叹服之中，程珦随即将两个儿子送至南安，拜周敦颐为师。这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就是后来的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
南安，见证了宋代理学谱系的首次传承与对接。
然而他们师生在一起的时间又太短了，就在公元一〇四六年这年冬天，周敦颐迁职郴州令，从而结束了周、程之间短暂的师生教学生涯。
但周敦颐的教导如春风播种，自此在二程心中生根发芽，影响极为深远。
《宋史·道学列传》中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么短暂的时间，周老师又能教给二程些什么呢？
当然不是“五经”释义，也非具体的治学之法，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学术观念，简言之就是“道”。是上接孔孟真谛，以太极为主体，杂糅道教无极、无欲、主静概念组合出的和谐宇宙图式，一个靠逻辑思维完成的理学世界观的宏大建构。
这就是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所说的：“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静妙于动，动即是静。无动无静，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载不传之秘，固在是矣。”
多年之后，程颢一直颇有感触地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程颢还说：“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公元一〇五〇年，太学教授胡瑗为学生们出了一道题，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考试诸生，程颐的答卷让胡瑗大为惊奇，赞赏不已，而且因此当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同学吕希哲甚至立刻就“以师礼事之”。胡先生没想到，程颐早在四年前的周敦颐那里就有了这个考题的答案。
程颐在这篇不长的论文中写道：“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他言明，圣人之道是“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所以，凡学之道，就是正其心，养其性。所以，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
而这个正心养性、本真归静的圣人之道，就来自周敦颐的教诲，与程颢被老师“每令寻孔颜乐处”实出同一机杼。
三
一个知识分子被倡优蓄之的时代，一定是个臀部决定脑袋的时代；一个官职至上、金钱万能的社会，则一定是斯文扫地、刍狗士人的社会。
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以追求知性、尊重知识为大道通衢。从这点看，重文抑武、崇尚斯文的宋朝，虽然没有西汉那样的蹄踏匈奴气概，也没有唐朝那样大气开合的风致，甚至还没有明清那样辽阔的版图，但它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意义上的雍容格调。
从宋太祖勒石太庙以遗训方式教导赵氏子孙宽容文人，到宋太宗尊孔重儒，设科举士，宋朝统治阶层自上至下都在贯彻着一种文化至上的理念。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能看到在今天决计不会看到的如下温馨一幕：
公元一〇四六年周敦颐调任郴州令，甫上任，即修学兴教，并亲撰《修学记》。郴州郡守李初平素知周敦颐的学问与为人，因而对其充满敬佩，他不但没有以属吏来对待周茂叔，而且还极为诚恳地向周茂叔说：“吾欲读书，何如？”周敦颐没有惶恐不安，而是坦然地说：“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
这是多么富有文化韵味的温情一幕。工作时，李初平高居堂上，以郡守身份向郴州令周敦颐发号施令。课堂里，下属却成了循循善诱的老师，上司又成了俯首听教的学生。而他们将这种貌似冲突的两种关系，极自然也极融洽地一直维持到李初平病死任上的公元一〇四九年，这个年迈的学生，“悉心听教，二年而有得”。李初平死后，其子年幼，周敦颐慨然说：“吾事也。”护其丧归葬，往来周济其家，始终不懈。
也许正是周敦颐与李初平共同制造的佳话的榜样作用，后来，谢良佐做应城宰时，典学使胡安国巡视到应城，胡安国却不敢以上司身份在大堂上问政事，而是执弟子礼向谢先生求教问学。
此后，周敦颐因政绩颇佳为朝中诸公赞誉，又为桂州桂阳令，公元一〇五四年，职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南昌人奔走相告：“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们因他到来而惴惴不安，他们“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相互告诫勿违教令，显现出周敦颐“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的理政威力。
在南昌，濂溪先生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终至积劳成疾大病一场，几乎死去，昏迷一昼夜之后奇迹般苏醒。闻讯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的好友潘兴嗣亲眼看到，周敦颐的生活竟然如此简朴：所有服御之物不足一敝箧，钱不满百数。
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潘兴嗣说出了周敦颐为官多年却贫简如此的原因：“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而且补充说：“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
只有简约物质生活，才能走向精神的深刻，这几乎是所有精神高贵者的共同价值取向。周敦颐在从政之上，“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对待生活却“以名节自砥砺，奉已甚约”（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秉持人格独立，洁身自好，“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这是周敦颐在自我心中画就的君子标杆。他曾赋诗自励：“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
公元一〇五六年，周敦颐迁太子中舍签书衔任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判官。顶头上司是侍御史赵抃。《宋史·；赵抃列传》说他：“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目为‘铁面御史’。知成都，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
周敦颐不为赵抃所知，赵抃又听信周围小人谗言诬告，因而待周敦颐非常苛厉，临之甚威，周敦颐却处之泰然。在合州四年中，周敦颐顶住赵抃的压力，大胆任事，凡事不经其之手，官吏们不敢实施，即使强行下传命令，百姓也不听从。
公元一〇六一年，周敦颐以国子博士任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他迷醉于庐山的风景之胜。
庐山之麓有溪水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周敦颐濯缨而乐之，遂筑书堂于其上，名溪水曰濂溪，以待将来归隐之后闲居于此。
他为此向好友潘兴嗣说：“可止可仕，古人无所必。束发为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濂溪先生墓志铭》）
寓怀于尘埃之外，有高栖遐遁之意，一颗隐者之心在这里已表露无遗。
不随世浮沉，自标清高，缠绵山水，独持皎洁，这是周敦颐的胸抱所在。他寓意深刻、文辞深婉、格调奇高、传唱千年的《爱莲说》，正是为此而作。借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质，以表自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之志，进而移爱于庐山莲花峰，再因“莲”“廉”谐音，遂为门前溪流取名以“濂”。
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是哲人在借物喻人，托物抒怀。就像朱熹先生诗中的“半亩方塘”，周敦颐的“爱莲池”或许只是他心中的碧波荡漾，莲花亭亭。今天不明就里的人们却纷纷考证“爱莲池”建在何处，建于何时，岂不荒谬得可笑？
还是清人王式言眼光清澈，他在《爱莲池怀周元公》诗中不无揶揄地写道：“爱莲曾有说，穿凿竟成池。公自心源净，人从色相窥。物形皆理寓，大道德师资。水面风来处，悠然千载思。”
真是冤家路窄，此时赵抃又做起了虔州郡守，再次成为周敦颐的顶头上司。而经过多年对周敦颐的所作所为观察，以及对其人品学问的打量，“铁面御史”此时终于幡然醒悟，彻认前非。赵抃握着周敦颐的手说：“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不患莫己知，患己所不立。孔子的老道理，在周敦颐身上再现经久不衰的光芒。
自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赵抃在朝廷屡屡举荐周氏。赵抃回京时，周敦颐赠诗一首：“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赵抃因之酬答：“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木秋。”古君子的澄澈胸怀，磊落风度，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四年，周敦颐移任永州通判。他此时官高位重，营道老家的叔父兄弟们开始殷勤致意，前来套近乎。
在《任所寄乡关故旧》诗中，他写道：“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他以此自况，表明自己为官及做人心迹，同时以“骨性寒”、“旧儒酸”、“只一般”的冰凉态度回敬来自故乡的“问候”。
公元一〇六八年转虞部郎中，擢升为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公元一〇七一年又领提点刑狱事，行部至潮州、端州。辗转于各地，他“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尽心职事，务在矜恕，虽荒崖绝岛、瘴疠之乡，他也必亲临现场，缓视徐按，无所惮劳。
尽管如此，他逃离宦海的厌世之思却是越来越强烈了。在《题酆都观·；宿山房》中，他写道：“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在《同石寺游》中，他又写道：“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傍人莫笑凭阑久，为恋林居作退谋。”
厌烦尘世，向往松影，挣脱宦缰，寄情林壑，已成为他最大的心愿。
公元一〇七二年，当得知润州母亲坟墓被水侵之后，他请求朝廷获准知南康。将母亲改葬到江西九江之后，他解下印绶，款步走向他已经闲置了十一年，也朝思暮想了十一年之久的庐山濂溪书堂。
坐在莲花峰下，周敦颐欣然命笔，以唐朝元结的瀼溪为题，写下长诗《瀼溪书堂》以抒快意：
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饮。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沈。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木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
羁鸟归林，缚鹰解绑，那是怎样一种大自在与大惬意！
四。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后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这是朱熹为周敦颐画像所题的赞语。
更可以将之看作对周敦颐学术的专业概括与凝练评价。
朱熹所说的《图》，即周敦颐为阐发心性义理而绘制的《太极图》，以及对其进行解说的《太极图说》。这是周敦颐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图文参照，相互说明，对宇宙的生成、发展、运行规律，及人道性命给予了抽象的概括。
朱熹所指的《书》，就是周敦颐所撰的《通书》，原名《易通》。它与《太极图说》互为表里，推一理、二气、五行分合，以纲纪道体来定判道义、文辞、利禄的取舍原则，用以振起俗学之卑陋，告诉人们入德之方，经世之具，为人之本，取学之道。
周敦颐上承“宋初三先生”的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地吸收道家思想，以《周易》“太极”为主体，糅合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创造出一个逻辑范畴的宇宙范式，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这个宏大的理论本体——《太极图说》，却只有区区二百四十九个字：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语虽寥寥，却言简意赅，精深博宏，这就是所谓的要言不烦。
周敦颐曾在一首《读易象》诗中这样写道：“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前头。”因脑海之中早就画定了清晰的太极图谱，使得杂乱无章的万物各归其类，从而两千年的遥远事情，也都能只在眼前，皆备我心。
他认为，宇宙生成的规律，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分阴阳，立两仪，阴阳运动而生五行，再由五行运动而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直至变化无穷。
如此，周敦颐便轻松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发生、发展之间的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摈弃了此前佛道二家的神秘论，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通书》又名《易通》，全书四十章，却也惜字如金，只有两千余字。
其开篇即讲：“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诚上》）
进而他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圣》）
由此他提出为学的递进层次：“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志学》）
所以，他倡导复心归静，寻求人性本真，追求“孔颜乐处”的圣境：“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颜子》）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窥见，《通书》完全不同于其他只是究执于卦象的“易学”著作。周敦颐不仅不对《周易》进行逐卦逐象地解说，而且还大量植入了《中庸》中“诚”的思想，此外还融入《论语》、《春秋》、《大学》、《乐记》等儒学经典的核心概念，使之成为更偏重阐述人性和道德关系的性理读本。
周敦颐发轫的心性理论，后来使得朱熹与陆九渊两人各执一端，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辩，那是后话了，此处暂时不论。
五。
《宋史·；周敦颐列传》与《濂溪学案》中对周敦颐的记载，只见别人向他问学，却没有他如何就学的记录。
因此，朱熹就天真地以为周敦颐“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康熙据朱熹观点也写诗认为濂溪先生无师自通：“自汉迄宋初，道昏人如醉。伟哉无极翁，粹然秉道气。学不由师传，理已臻致极。”
这不符合实际。
周氏的基础教育来自舅舅郑向，他的“易学”来自穆修传授。《宋史·；儒林列传》载：“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
在这里，邵雍与周敦颐两位大儒亲切会面。如此说，周敦颐当为邵雍的师叔。邵雍与周敦颐的象数之学，皆缘于道家的陈抟。但周敦颐的《太极图》却与陈抟的不同。
陈抟的《无极图》，最下圈名为玄牝之门；其上一圈名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再上，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互联络之一圈，名五气朝元；再上一圈为取坎填离；最上一圈名为炼神返虚，复归无极。
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陈抟之图次序正好相反，其图自上而下分别为无极而太极、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阴阳交感化生万物。
个中原因，恐怕正如黄宗炎在《太极图辩》中所指明的，“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盖方士之诀，在逆而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顺而生人，故从上而下”。
黄百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实与老、庄之长生久视，又属旁门。老庄以虚无为宗，无事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虚静笃远矣。周子更为《太极图说》，穷其本而反于老庄，可谓拾瓦砾而得精蕴。”
再来将《易·系辞》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相比较。
《易·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而《太极图说》却只采用了太极生两仪，后面则不用八卦，而改用五行。
去除道家方士附着于卦象的不实部分，赋予其天地四时、人伦五行的理性色彩，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将之归复于儒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周敦颐的特别之处，也显露了他作为一个儒者的强烈用世之心。
这样，周濂溪的《太极图》就与重视物理数学而摈弃神秘卦象的邵雍的《皇极图》有了同一归旨。两位取学于道家的大儒，所走的路不同，但目标与方向完全一致。
宗师垂手贵天真，肯事雕虫篆刻新；只向平田浅草处，等闲推出玉麒麟。
做完宋代理学的开创工作之后，大师完成了他来世上的任务。
公元一〇七三年，熙宁五年，周敦颐于庐山濂溪书堂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七岁。
朱熹称他“先觉”，张栻尊之“道学宗主”，胡宏说他“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黄庭坚则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于先生而言，这都是过耳的轻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