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是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彷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