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 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 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 ③ 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