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来说,这十一条政纲是退到墙角了,已退无可退,再退,只有解散共产党了。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而蔡和森、毛泽东都主张“上山”。他们已经明白,枪杆子对共产党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今天不保存武力,明天一到事变,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这个五四知识分子,现在也同意上山了。
7 月1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接受鲍罗廷的提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到了。长夏惟消一局棋,但这局棋陈独秀下得好艰难。在这种环境下,他亦自知无法工作了,“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遂长叹一声,向中央提出辞呈。这位五四时代的急先锋,被同志称为“老头子”的中共大家长,带着一腔忿忿不平,谢幕退场。当他孤独地伫立在长江岸边,远望茫茫大江,浩浩乎不知所往,想千古风流人物,尽被风吹浪打去,一时百感交集,万绪回肠,口诵一诗,抒发出内心的悲愤之情: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在这个燃烧的夏天,中共临时中央忙着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
被射了双翼的雁群,依然要振翅高飞。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人,但“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要求中共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上层即将发动清共,也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基层建立密切联系,发动基层抗议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两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一开始所采取的合作形式决定的,因缘际会,水到渠成,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被这股浩浩荡荡的大潮推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人们常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但揆诸事实,他已经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做得非常出色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了。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共产国际,完全独立自主,不必事事秉承国际旨意,是否可以开创更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同样地,如果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插手,如果孙文当初不是联俄,而是联日、联德,中国还会不会有大革命的出现?这也是无人可以回答的。
然而,1927年的国民党,已不是草莽时代的兴中会、同盟会,而是一个准备在全国执政的政党,这是客观现实。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执政党,面对社会秩序长期失控混乱,工商业濒临崩溃,法治荡然,民众团体变成第二政府,取代政府管治职能时,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是支持?是放任?还是制止?如果是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怎么支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如果是制止,又如何制止?有哪些可行的制止方法,收效最快,阵痛最小?凡此种种,都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现在,国民党打算用最决绝的方法去制止。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汪精卫正式提出“分共”,并拟定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其要点为: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 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从罗易处得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长篇讲话,进行逐点批驳:一、从下没收土地,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是“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一言定谳:国际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汪氏要求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 月16 日,汪氏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说: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内称: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内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从7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武汉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纷纷疏散到外地,转入秘密状态。7月27日,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国民政府“欢送”出境,怀着怅惘与失落的心情,经洛阳返回苏联。加伦在回国之前,特地绕道上海,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们的私谊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蒋介石形容这次会面“实有黯然销魂之感”,蒋介石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加伦说:“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 7月底,罗易也离开了混乱不堪的中国,取道库伦返回莫斯科。维经斯基比他们更早离开,6月底已经走了。
他们在中国有如灿烂的新星,突然迸发,但又迅速凋谢,消失在弥天大夜之中。他们的后半生与中国再无关系,鲍罗廷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并死在里面;罗易逃回印度,领导反斯大林运动,被英国警察关进监狱,从此放弃了共产主义,潜心于人道主义研究;而维经斯基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改行从事教学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汉虽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发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风血雨,绝不和平。何键的三十五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了;乡间的民团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残杀农会分子,毫不手软,黄梅县孔垄镇已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汪精卫提出“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一面厉行分共,一面麾军东下,誓言把东征讨蒋方针,贯彻始终。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新二十军,奉调九江,参与讨蒋。但他们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叶挺、朱德等中共党人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组织湘南暴动。
过去中共常批评孙文过于注重军事斗争,现在他们则以“进攻进攻再进攻”、“不停顿地暴动”作为行动方针,号召农民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农会的土匪、会党,实行广泛的暴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也断然放弃了“和平”的面纱,开始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工农群众。
据中共的资料称,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之下的人数,高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而据全国慈善救济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全国有8.1055万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4.0412万人投入了大牢,4.0643万人被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中共固然备受打击,国民党自己亦损失惨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风头、言词激进、喜欢与工人农民称兄道弟、没事起哄的、穿学生装的、头发向后梳的、形左实右的国民党人,也无辜受累,跟着倒霉,莫名其妙掉了脑袋。陈立夫事后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曾经喷薄如雷风的大革命,终于急遽地退潮了。
几天前还屯街塞巷的游行队伍,忽然都不见了,震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了,空气寂静而凝重,处处留下洪水退去后的残痕,墙上的革命标语已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夕阳微风中抖抖索索,露出覆盖在下面的“请饮滋阴补血三蛇酒”广告;街上再没有了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打着“巡”字白旗,往返巡逻,搜捕可疑人物。
汪精卫的东征讨蒋大计,因南昌暴动而夭折。宁汉合流的呼声,转而渐渐高涨。为了促进宁汉合作,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国民党宁(蒋系、桂系)、汉(汪系、唐系)、沪(西山派)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谈,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刚刚把共产党驱逐出去的国民党,又开始新一轮的党争了。
中共虽然受到全面清剿,但也没有在血泊中倒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几乎众口一词,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共的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议案。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后,12月又在广州举行暴动,但都相继失败了。残余的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在江西的穷山恶水之间,建立起一块革命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了漫长的武装斗争。
1928年,国民党继续北伐,终于战胜了奉系军阀,统一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173次中常会,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的首届国民政府诞生了。表面上,天下同文共规,一统垂裳,其实更大的危机与战祸,正步步逼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北方开始下雪了,而南方正洪流滔滔。春去春来,潮起潮退,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仿佛都已成了传说。为了革命,无数人长眠地下,也有无数人继往开来,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解放,但他们至死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革命可以为中国带来光明与幸福。他们为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感到自豪,并且自信这是他们生而为人唯一具有价值的事情,因而死而无悔。
历史还在前进,百年三万六千日,记忆永不磨灭,故事也还将延续下去。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的对联,自从孙文去世以后,已换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到底革命何日才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