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
请看，这里的“洛西”和“华阳亭”，分别被余先生翻译成了“洛水之西”和“华阳”。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个别文字的增减，实际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达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
先谈“洛水之西”的问题。
流经古都洛阳城南的洛水，是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河南省西北部、长达450多公里的大河。我们可以说“洛水之北”或“洛水之南”，但从来没有什么“洛水之西”或“洛水之东”的说法。这完全是由洛水的东西走向决定的。拿黄浦江来说，它的走向是自南向北，把上海分成了浦西和浦东两部分，没听说过还有什么“浦南”或“浦北”的。所以，“洛水之西”的翻译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就像上海不会有“浦南”或“浦北”一样。“洛西”正确的译法，应当是“洛阳以西”。
再谈“华阳”的问题。
《晋书·嵇康传》里说的是嵇康“暮宿华阳亭”。比它更早的志怪小说《灵鬼志》中则说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尽管两种记载有所不同，一说亭名“华阳”，一说亭名“月华”，但都用了“亭”字却是一致的。这里的“亭”，不是现在所说的凉亭、园亭的“亭”，而是古代设在路旁供过往旅客投宿的处所，后来通称驿亭。正因为如此，所以嵇康才能“游于洛西”“投此亭”“暮宿”，还可在休息时“引琴而弹”。一般的“亭子”四面透风，是不具备这种功能的。余先生大概不知道“亭”有这个古义，想想现在的“亭子”怎么能让人弹琴睡觉呢？于是干脆一刀把“亭”字砍掉，翻成了“华阳”。殊不知这一砍，就把个亭名砍成了地名。华阳在三国魏以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今陕西秦岭以南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广大地区，因在华山之阳（山南为阳）而得名；一说是指春秋郑国的华邑，战国时属韩，后属魏，在今河南新郑县北。这两个地方，跟三国魏时的洛阳相差距离很远，嵇康真是吃饱了撑的，莫名其妙的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所以，这个“亭”字是万万删不得的。
此外，《晋书》说嵇康“游于洛西”，到了余先生笔下，“游”字被译成了“游学”。嵇康一生中采过药，打过铁，也曾与阮籍、向秀等名士游于竹林，但从未听说他有过“游学”的经历。这种随心所欲的乱译，在余氏散文中可以说屡见不鲜。
我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是不想涉及其他人的。但兴之所至，偶尔翻阅了一本装帧精美远胜于《文化苦旅》、名为《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的小书，发现它注释中的地名差错，比余先生还要青出于蓝。所谓“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的意思。当然，“导”可以导出两种结果，一是导对，一是导错。但一般说来，你既然专门写了“导读”这样的书来赚学生的钱，哪有把人导向错误的理儿？但出不出错，并不取决于主观的愿望。如果学问的功底不扎实，再加上急急上马，草草走笔，匆匆交货，写出来的东西恐怕自己看了心里都发虚，又怎么能让读者满意呢？这本《导读》，不仅没有把余先生散文中的差错一一明确地指出来，而且还在他的差错之外又添上了新的差错。下面也举两例为证：
在“《白发苏州》导读[注释]1”中，作者写道：
太湖洞庭山，又称君山，传说舜帝二妃娥皇和女英居此，二妃叫君妃，又叫湘妃，故名君山。这里四面环水风景秀丽，同时此处亦为吴越之争的古战场之一。
为了便于对比，我们不妨再把该书“《洞庭一角》导读[注释]5”的文字抄录一下：
君山，又称洞庭山。传说舜二妃娥皇和女英居此，二妃叫君妃，又叫湘妃，故名君山。这里四面环水，风景秀丽，唐刘禹锡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的诗句来描述它的秀姿……
两条注释的大部分内容如出一辙，但荒唐的差错却已混杂其中。我想余先生看了也许会大光其火：“我在《白发苏州》中明明写的是江苏、浙江交界处的太湖，而在《洞庭一角》中写的是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两地相距足有一千多里，你们竟然会稀里糊涂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春秋末年的吴、越两国，位于现在的江苏和浙江一带，他们之间发生战争，怎么会跑到洞庭湖中的君山上去打呢？舜帝二妃，又称湘妃，“湘”是跟湖南连在一起的，现在的湖南省简称为“湘”，就由此而来。她俩有着自己的地盘，平白无故地跑到太湖去干什么！”
如果余先生真的这样责怪下来，《导读》的作者们听了恐怕难以承受。他们也许会把《文化苦旅·白发苏州》中有关吴越之战的描写翻出来，看看余先生究竟是怎样写的：
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
如果再寻根究底地往上查，就可发现《左传·哀公元年（前494）》有这么一段记载：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杜预注：“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大（太）湖中椒山。”
再看《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说法：
“〔夫差〕二年（前494），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裴骃集解引贾逵曰：“夫椒，越地。”
看来余先生的那段文字大体上是根据《左传》或《史记》翻译过来的。但同一个古地名“夫椒”究竟在哪里，汉晋人的注释已经互相矛盾，搞不清楚。汉代贾逵说是“越地”，而晋朝杜预却说是“大（太）湖中椒山”，太湖离苏州不远，属于吴国的地盘。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对此作了考辨，他说：
贾逵谓夫椒为越地，是也。杜注谓“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大（太）湖中椒山”，不足信。椒山即今太湖之西洞庭山，距吴国都近，越纵败于此，退路仍宽广。且此非越伐吴，乃吴报越，战地自不应在吴都近地。沈钦韩《地名补注》云：“《越绝·越地记》：‘夫山者，句践绝粮困地，去山阴县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证矣。”夫椒盖在今绍兴县北。
杨伯峻先生的考证理据充足，比较可信，但似乎还没有被视为定论。主张“夫椒”在太湖中的说法仍然见之于一些重要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说：
夫椒，山名……《水经·沔水注》以为即太湖中苞（包）山。当今洞庭西山。历来诸家多无异说。
杨伯峻先生也提到过：“椒山即今太湖之西洞庭山。”不过即便如此，《导读》的作者也可根据这条注释来反驳余秋雨先生：
太湖中有西洞庭山和东洞庭山，单称为“洞庭山”的只有洞庭湖中的君山。你余先生怎可以把太湖中的“夫椒”（今洞庭西山）翻译成洞庭湖中的“洞庭山”呢？就因为你这种概念模糊的译法，才把我们从江苏的太湖错误地导向了湖南的洞庭湖。
这样的辩驳，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毕竟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余先生尽管概念有点模糊，但他毕竟在“洞庭山”前加上了“太湖”这个限制词，比较起来，只能算是小小的失误。而《导读》的差错则已经跨出了省界，显然要大得多。所以我想奉劝诸位阁下，不要再争了，你们靠人家的名望出书赚钱，出了差错只好吃进，赶快重版改正，有什么可反驳的呢！
在“《洞庭一角》导读[注释]5”中，作者写道：
岳州城东道岩疆:道，通；岩疆，指云南贵州一带。
这条注释，我反复读了几遍，实在无法理解。作者将“道”解释为“通”是不错的，但“东道”应当是通往东方，怎么会反转方向，莫名其妙地通到西面的“云南贵州”去了呢？
“岳州城东道岩疆”这句话的难点，是在“岩疆”二字。有人说：“岩”有“险要”之义，“疆”指边疆，“岩疆”可以解释为险要的边远之地。我认为，古文中的“岩疆”确有这个意思，但此句的“岩疆”则另当别论。岳州城下的洞庭湖水，是无论如何也通不到边远之地去的。“岩”可释为“崖岸”、“山峰”；“疆”又有田边、地界、境域等义。因此“岩疆”也可以指两个地区或两水交会之处高耸的山岩。岳州城（今岳阳市）位于洞庭湖东岸，湖水从城下通过，向东北流经7.5公里后，在城陵矶畔与长江汇合。《水经注·江水一》云：“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城陵山即今岳阳市东北的城陵矶，山石嶙峋，地势险要，为长江沿岸著名的三矶之一（其他两矶为安徽当涂采石矶、江苏南京燕子矶）。它既是洞庭湖与长江的汇合口，又隔江与湖北相望，位置正处于湘、鄂两省的交界处。岳阳楼联语下联“岳州城东道岩疆”中的“岩疆”，指的就是城陵矶。（见附图:“岳州城东道岩疆”示意图）将它扯到西边的云南、贵州那里去，实在是有点荒乎其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