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属于文学史上的常识，本来是用不到我来饶舌的。但有一次，老同学初梨（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来看我，他在同我谈到这篇脍炙人口的古代散文佳作时，不无赞叹地说：“范仲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士大夫，站在岳阳楼上观赏眼前的湖光山色，却能联想到天下黎民百姓的忧乐，确实难能可贵。”
我听后愣了一下，问他：“范仲淹是在岳阳楼上写这篇《岳阳楼记》的吗？”
他说：“是啊！范仲淹不是自己在文章中写道：‘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登斯楼，就是登上这座岳阳楼嘛！”
我不由笑了起来：“你上了范大人的当了！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只在某一个时间去登楼眺望，是不可能同时看到一年四季和昼夜之间的不同景色的。可现在，这些‘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巴陵胜状’，范仲淹几乎都写到了。”我随手取下书架上的《古文观止》，翻到《岳阳楼记》便诵读起来：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读罢以后，我对他说：“你看这两段话，前一段写的是霪雨阴风、云雾蔽空、暮色苍茫、满目萧然的晚秋气象，而后一段写的却是天色晴明、水碧山青、鸥翔鱼跃、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会同时出现在岳阳楼前吗？两段的最后，都写了‘登斯楼也’，但不同时节的登临所引发的感想，一则以悲，一则以喜，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何况两段的开头，各用了一个假设连词，前者为‘若夫’，后者为‘至若’，说明它们所描写的内容，都出于作者的想象，而并非亲见的实况。由此可以推断，《岳阳楼记》不是范仲淹通过登临观览以后才创作出来的。”
初梨一直在仔细倾听我的讲述，这时他插口问道：“照你这样说，范仲淹在动笔以前没有去过岳阳楼，那他又怎么能将洞庭湖上的景色写得如此生动传神呢？”
我笑了笑说：“这就是范仲淹之所以被称为文章大家的原因了。根据我的记忆，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做过官，是否到过洞庭湖也不得而知。但他此前曾有一年多时间在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任上。饶州地处鄱阳湖东岸。而鄱阳湖的面积要超过洞庭湖。对于烟波浩渺、一碧万顷的大湖风光，范仲淹是肯定领略过的。此外，他在《岳阳楼记》中说过：‘洞庭一湖……前人之述备矣。’此话并非虚语。”说到这里，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并翻检了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当即读了几首给他听：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别秋江去，山衔好月来。（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登岳阳楼》）
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柳宗元《别舍弟宗一》）
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溶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
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风雁啼天在水。（李贺《帝子歌》）
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李商隐《木兰花》）
读完以后我又接着说：“这些唐代前贤创作的诗文，不是范仲淹描写洞庭湖春秋两季景色的绝好借鉴吗？我认为，即使范仲淹以前没有去过洞庭湖，但凭着他丰富的阅历和高超的文学才华，要写出《岳阳楼记》中那两段摹景状物的文字，恐怕是毫无困难的。因此，‘登楼’决不是创作《岳阳楼记》不可或缺的前提。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上范仲淹的当了。”
初梨点了点头，又对我说：“你的分析确有道理，但还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疑问。因为我们的文学大师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也表达过跟我一样的观点。”
唉，中国传统文化堆砌起来的路径怎么会如此狭窄？走着走着又碰上了这个余秋雨先生！我回过身去，从书架上找出那本《文化苦旅》递给初梨。他随手翻到《洞庭一角》指着第一章给我看：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我把这几句话很快扫了一遍，抬起头来对初梨说：“余先生的观点并不跟你一样，恐怕是你理解错了吧！他说范仲淹是‘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凭’虽然有‘凭靠’的意思，但‘湖’是不能‘凭靠’的。这里的‘凭’与‘借’相对成文，应当解释为‘凭借’。凭借楼来写湖，又凭借湖来抒怀。这叫借题发挥，写景状物只是陪衬，其实无关宏恉。范仲淹即使没有去过洞庭湖，他只要根据过去鄱阳湖留在自己脑海中的印象,以及前人诗文中描写洞庭湖的情景,稍加点染和融会,也完全可以勾勒出岳阳楼前波澜壮阔、如诗如画的宏大场面，根本不用亲自到那里去登临观览。所以，这段文字还是无法证成你的观点。”
初梨接口说了一句：“你别忙，再听下面一段。”接着就自己诵读起来：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读罢以后，初梨长长地舒了口气，问我：“怎么样？在这段文字里，余先生不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范仲淹是在九月十五日那天来到岳阳楼上，写下了这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吗？”
我默不作声，神思渐渐收聚拢来，把这段文字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终于发现了一个原先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余秋雨又在做推翻历史定论的文章了！
初梨的感觉没有错，他们俩的观点完全一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成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岳阳楼记》的写作地点，学术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在岳阳楼上。这一点，余先生肯定知道，但他不买这个账，想要推翻历史的定论。当然，如果你有充分的依据，经过严密的考证，完全可以这样做。真理愈辩愈明嘛！学术的进步，本来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研究、探索中取得的。但余先生不是这样，他不屑于去做琐碎艰苦的考证工作，因为那是无利可图甚至赔本儿的买卖。他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主观臆断。他认为北宋隐士林和靖“梅妻鹤子”的说法是扯谈，林和靖就非得有老婆、孩子不行。他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不能设想没有雨果，雨果就非得提前十年出生不可。历史在他手里，就像可以随便揉搓的泥团。《岳阳楼记》写作地点争议的引起,看来他又是一个始作俑者。
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地分析一下他这段精心结撰的“翻案”妙文（此“案”非冤案，借指历史成说或定论）。
《岳阳楼记》文末写明创作的日期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但并没有说这一天是阴是晴。余先生一上来就把它锁定为“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这样，眼前的景色便只能是“秋空明净”了。再让它掠过一阵萧瑟的秋风，好吹起范仲淹“心底的几丝悲壮”。接下来又说：“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总之，一切都紧紧扣住一个“秋”字，而且必须是让人“眼前有景可观览”的白天。
否则范仲淹就没法来登楼了，即使登上去也会大煞风景，哪里还有胃口去写什么《岳阳楼记》呢！可是，余先生今天主观锁定的时令和天气，跟当年范仲淹在文章中描绘的八百里洞庭的湖上风光，完全对不起来。后者既写了秋天，也写了春日；既写了白昼，又写了夜晚。春日且不去讲它，就以秋天来说，《岳阳楼记》中写的白昼，是“连月不开”的“霪雨”和“阴风”，不但看不见太阳，连山岳的形状也都隐蔽起来了。薄暮时分，冥冥的夜色笼罩了一切，星星完全失去了光芒，听到的只是“虎啸”和“猿啼”，哪里能找得到一丝一毫“秋高气爽”、“秋空明净”的影子？像余先生那样对古人原文所作的阉割和篡改，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长眠于地下900多年的范仲淹听了，也会惊醒过来大惑不解地发问：“余大师，我是这样写的吗？”
接下来是“翻案”文章的关键部分，余先生就做得更妙了，充分体现出他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匠心”。他并不直写范仲淹是九月十五日登上岳阳楼的，而是避实就虚地去写自己夏游君山：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
然后笔锋一转，直插主题岳阳楼：
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
这里，最关键的字眼是个“来”字。其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范仲淹夏天并没有来，如果来的话，波光灼人的酷热，将使“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他的来临是在九月十五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所以才写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名作《岳阳楼记》。你看，历史的成说，几十年来学术界早已认同的定论，不是被余先生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吗？
那么，范仲淹原作中那些“阴雨霏霏”和“春和景明”的描写，跟余先生所说的“秋高气爽”、“秋空明净”的矛盾，又怎么解决呢？没问题，余先生只要大笔一挥，把《岳阳楼记》中所有不符合他主观意图的内容，一概归之于范仲淹“秋天的设想”就可以了。这样，春天和秋天的矛盾被消除了，明净高爽的秋天也自然取代了阴雨霏霏的秋天。最后再来上几句不容置辩的余秋雨式的“霸权话语”：“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于是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了。我把以上这些意思告诉初梨以后，他还是认为双方的观点谁也否定不了谁。他说：“文章是范仲淹写的，余先生讲他来过岳阳楼，你说他没有来。除了范仲淹自己从地底下爬起来裁决，有什么可靠的史料可以证明你们谁是谁非呢？我看可以两说并存。”初梨甩出的，又是一张余秋雨惯用的王牌！面对他的这种态度，我感到再争辩下去已经毫无作用，只好从书架上拿出一部朱东润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翻到《岳阳楼记》这篇文章，请他看一看文前的“解题”：
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作者时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
为了提高资料的权威性，我又让他看了匡亚明先生主编的《范仲淹评传》所附的传主年谱，据谱文记载：范仲淹自庆历六年（1046）正月至庆历八年（1048）末，都在邓州担任知州。《岳阳楼记》一文正系于庆历六年内。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我可以断定：余先生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去查一查范仲淹的年谱。如果他能看到这一史料，也许就不会去做这种推翻历史定论的蠢事了。
说到底，还是年谱记载的历史事实，使初梨最终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分手以前，他恳切地对我说：“余秋雨的文章，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师的影响太大了。关于《岳阳楼记》的写作地点，本来是个小问题，但讲课时总得说一下吧。教辅资料和某些导读文章大多避而不谈。我从余秋雨的《洞庭一角》中捉摸出他的意思，认为他是个权威，就接受了他的观点，长期以来都是这么教学生的。其他不少语文教师也跟我的情况差不多，真是误人子弟！你能不能把今天所谈的情况写成文章公开发表，纠正这个差错，不要再让人以讹传讹了。”
我接受了初梨的建议，补充并查核了引用的史料，大体按照当时讨论的顺序，写成了这篇记述性的文章。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