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时期。刚刚赶走了蒙古人，汉族人扬眉吐气了，他们认为自己承继的是华夏文明的正统，所以，民族遗产，尤其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胆敢对理学有所不敬，就是不爱国，就是汉奸。一股研究古籍的热潮席卷而来。
另一方面，元代的官僚作风被保留了下来，越来越严苛的儒教统治和道德说教，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元代宫廷和民间的狂欢被严行禁止，一切曾经在理论上占上风，而现实中未被严格施行的规矩，被要求严格遵守。
两性隔离制度，无比森严地作为现实被人接受了。
葡萄牙传教士斯帕·达·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提到当时的广州妇女，他说：
她们通常深居简出，在广州全城，除了轻佻的妓女和下层妇女，竟看不见一个女人。而且她们即使外出，也不会被人看见，而是坐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轿子里。任何人拜访也别想看见她们，除非是好奇，她们才偶尔从门帘后面露出半张脸偷窥一下来客。
另一名传教士马丁·德·拉达说：
女人都深藏闺阁，严守贞洁，除干瘪的老太婆外，我们很难在城里和大地方见到女人。只有在乡村，越是质朴、淳厚的地方，反而才能经常见到女人，特别是她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
也就是说，上层妇女在人们的视野中已销声匿迹了。大家能看到的女人，都不是作为女人出现的，而是作为体力劳动者出现的，作为“牲畜”的一种和工具器械出现在劳动中。在马丁·德·拉的描述中，我们还发现，即便是这些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下层妇女，也被强迫缠足了。她们卷起裤腿赤脚在田里干活，让人们看到了她们畸形的脚。
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足不出户、不抛头露面外，在家里还要严格遵守“三从四德”。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尊女卑是贯彻终生的，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四德”是：德、容、言、工。德是首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德与才上，德更重要，甚至要想有“德”，前提条件是去除“才”。而所谓德，就是从《礼记》到《女诫》几千年下来对女人的要求，包括“三从”在内。容是容貌，容貌的标准是端庄持重，而绝不是美丽活泼。对言语的要求，是要“夫唱妇随”，要顺从和附和男人的话，要对男人有毫无保留的理解力，正如孟子所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外，不可妄谈自己的想法，要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最后的“工”，包括女工和治家之道，就是要鸡鸣而起，勤苦干活，要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和勤俭节约。
女人的贞洁在男女关系中尤为重要，《明史》中有一段记载：
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个守了三十年寡的女人，连楼都不下，把自己封闭在小楼之中，更极端的是她死了都不愿意让别的男人来抬尸、入殓，但家人显然没有重视她的遗言，还是叫一群男仆料理了，她居然诈尸还魂，斥责家人。活要贞洁，死了“授受不亲”也要遵守。
这显然是男人的杜撰，意在宣扬这种极端变态的贞洁观。
当然，礼教对男人也有各种约束，在前一章节的“功过格”里已有详细交代。不过问题是，在男尊女卑的制度下，女人无权监督男人，所以男人有权“为所欲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婚姻制度上，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导致了许多悲剧，许多新婚夫妻在洞房时，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样子，尤其对于男人来说，对方姿色不佳，使自己的情欲深受打击。不过，传统的婚姻制度对于男人是有所补偿的，那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纳妾，数量不限，根据家庭条件决定。正房妻子是父母安排的，没法选择，但妾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许多男人在外物色，看到美貌投机的，就花钱买来，即便是风月场所的女子也不介意。
男人对外，务必“正经”，要用儒家思想来追求功名。在家庭生活上，他们将儒家礼教存放在妻子身上，而姬妾就成了发泄情欲的对象。女人对内，她们无从选择，只能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听天由命，人老色衰之后，唯有在房间烧香拜佛，以修渺茫的来世。
“龟”字的劫难
龟在上古，是占卜之圣物，被视为元气之所在。后来，龟成了神话动物，是图腾物家族的一员。石龟被作为碑刻的趺座也由来已久。许多饰物上也常雕刻有龟的形象。此外，龟是长寿的象征物。俗语有“千年王八万年龟”的说法。
曹操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的诗句。因为龟的神性和长寿，“龟”字也常用在人名上。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唐代宫廷音乐家李龟年，还有宋代的彭龟龄……
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麟凤龟龙，并称四灵，汉唐宋以来，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至明，遂以为讳，殊不可解。”
其实并不难理解。龟的形象，由于它的头部和颈部，屈伸状况很像男性阴茎，所以男性阴茎的顶端也被称为“龟头”。由这个形象产生的联想和想象，当然和性交有关。
前代人取名只取龟的神性，但到了明代，理学的严酷，“假正经”和道学家越来越多，龟的神性被忽略，性意味成了此物此字的聚焦点，是以构成禁忌。
明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转录了两句诗：“宅春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传说兔子望月可以怀孕，所谓“撑目兔”，意为妻子与丈夫无关地怀孕了，就是跟人通奸了，而丈夫呢，不仅不问，还做了“缩头龟”，龟显然是很猥琐的形象了。
因为乌龟的头是绿色的，所以任由妻子与外人通奸而不敢或不愿过问的男人，我们一般说他被戴了绿帽子。
《元典章》记载：“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
明代仍依旧制，洪武三年下诏曰：“教坊习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还限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在《国初事迹》一书中，也说到明初朱元璋对南京娼妓所作的种种规定，对娼妓家的男子指令必须“头戴绿巾”。
娼妓家男子，就是“龟公”，这种人身份卑贱，乃下九流之徒。所以说，从元代开始，“龟”字就有了诋毁和贬低他人的用途。到了明代，男人们当然避“龟”不及了。
“龟”的俗称叫“王八”，更是赤裸裸的骂人话了。
由此可见，“龟”字渐渐和性行业、性行为、通奸和淫乱事件联系了起来。然而从神坛上被作贱至此，也非明代突然出现的。不过，这个字在明代“遂以为讳”，再次向我们证明了明代人的性观念，那就是儒家官方的禁欲所导致的“假正经”和神经质。
藏在箱底的秘密家训
明代是一个收集整理古代典籍的时代，所以房中书可以说是集大成的鼎盛时期。《素女妙论》《既济真经》和《修真演义》等，仍然延续了古代道家房中术理论，大谈各种止精法、回精法和采补术，都是养生之道，目的仍然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以至得道成仙。
在这些书中，体例也很规范，还有许多前人没有提到的观点。比如这一时期提到了“三峰大药”。
上峰是女人的唾液，男人咽下，可以左填玄关，右补丹田，生气生血。
中峰是乳汁。这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里，已被提到过。明代人认为，女人乳液可以养脾胃，益精神，也能使女子经脉相通，身心舒畅。最好的乳汁不是生产后女人的，而是少女的。“无乳汁者，采之更有补益”——这很残忍。
下峰是女人性高潮时阴道分泌的爱液。吸取的方法是将阴茎稍稍拔出一点，仍然保持交媾的形态，使阳具像一根导管那样在攫取。
此外，还有一些房中书大多作为医药篇章，这从隋唐就开始了。在《道藏》中也有一些房中炼丹术，在此不赘述。
值得重点介绍的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种房中书——家训。
从元代开始，人们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谈论性事了，新婚者如元代皇帝，只能靠欢喜佛来性启蒙。到了明代，就更为严格了。因为程朱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指导世俗男女的房中书被严禁刊刻和流布。男女之事，如何教导呢？
一些人身为长辈，他们觉得有必要教导子女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开始通过“家训”来传授经验。家训是秘不示人的家族读物，一般由长辈写好，藏在箱底，等到子女成人，才拿出来给后者学习。这里面除了有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包括一些性生活的心得体会。
有一本《某氏家训》，只是一个残本。对于性生活，它分四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条，由于女人足不出户，一辈子的时间都在家里度过，生活是很单调的，除了琴棋书画、打牌打麻将，性生活对她们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娱乐，以至于比丈夫本人还重要，所以一定要在性爱上满足她们。
第二条，如果男人性能力太低，不能使女人满足，那么她们的脾气会越来越坏，容易导致家庭纷争，到时候闹得鸡犬不宁是很麻烦的。
以上两条是在强调家庭性生活的重大意义，也把明代女人的生活状况说得很透彻。
第三条，要学会安抚女人，不要让她们因为自己纳妾而心生妒意。要让她们感到有个先来后到的优先权，也就是，先来的女人比后来的女人在丈夫心里重要。纳了新妾，在跟新妾性交时，最好让她们在一旁观看，免得让她们觉得新妾是神秘的，要让她们知道新来的女人无非如此。
最后一条是提醒后辈，不能动辄打骂女人，尤其不能虐待妻妾，防止家庭暴力。那样不仅对女人不好，对自己的形象也有恶劣影响。不仅不能使自己在家里树立权威，反而使自己众叛亲离。
此类家训，因为属于家族秘物，所以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可以想象，它曾经广泛存在于长辈的箱底。这些书弥补了性读物的空白，有效的传授了性经验和男女之道，减缓了理学对人欲的压抑，使人可以在家族的关照下维护最根本的人性。
《金瓶梅》等情色淫秽小说
理学禁欲的高压之下，压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你越禁，我越好奇，这就是潘多拉现象。在明代，在假正经道貌岸然的时代，居然涌现了一大批色情淫秽小说，表面上看是奇迹，本质上则是必然。
下面我们简单地看一看这些小说对于性的呈现。
《金瓶梅》
传为兰陵笑笑生所著。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叙述了富商西门庆和他六个妻妾的故事。虽然故事假托在北宋末年，其实反映的是明代人的生活图景。
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男人的一切情欲，他对许多女人都垂涎三尺、虎视眈眈。通奸、诱骗，为了获得女人，他在道德上可谓一无是处。不过，西门庆值得称道之处是，他对女人有性有爱，并不像那些道德高尚之徒对女人的一幅高傲相。他愿意讨好女人，为女人花钱，为女人流泪。
在性描写上，这部书非常丰富。既有道家的观念，也有各种纵欲和淫乱的旁门左道。口交、肛交、手淫，以及各种体位、各种场景中的性交，花样百出。此外，还涉及同性恋、性虐待、春药和性辅助工具的使用。而西门庆的结局就是死于春药。
《肉蒲团》
传为戏剧家李渔所著。这部小说在文学成就上远不如《金瓶梅》，但在性描写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比《金瓶梅》更为淫秽。
本书叙述了一个叫未央生的书生与六个女人的艳史。他按照一个叫赛昆仑的盗贼的教导，体验了各种性交活动。最后，未央生出家当了和尚，在顿悟中结束。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明代性习俗，只是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性交，笔墨堪称下流。
《绣榻野史》
作者吕天成。这部小说的情节较之于前面两本书，显得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叫姚同心的男子，他不满妻子的丑陋，等妻子死后，他与另一个叫赵大里的男子搞同性恋。后来，他又娶了位姓金的姑娘为妻。金氏很快又与赵大里私通。然后姚同心又与赵大里的母亲麻氏私通。最后，麻氏、金氏和赵大里都死了，姚同心幡然醒悟，出家做了和尚。
这部书的淫乱程度可谓挑战了伦理底线。双性恋问题、通奸问题，尤其是乱伦可谓触目惊心。
《株林野史》
作者不详。这部书的叙事原理是道家的房中术，主要是通过对性活动的记录表现采补方法。这种采补非常极端，结尾素娥和巫臣的升天，是性榨取的结果，是对古代道家房中术的曲解和妖魔化。他们的行为带有恐怖色彩。
不过，这本书一直被人当成一本性生活指导书来对待。书中描述的采补方法虽然极端，但却相当丰富，而且穿插有许多道家的理念，颇能信服于人。
明代情色淫秽小说不仅发达，而且万历年间后，就是明末时期，官方并不禁止这些书的出版和流通。前面已经提过明代在男女关系上的严苛制度，尤其对女人有着种种残忍的规定。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理学对人欲的极度压抑；另一方面却是“诲淫诲盗”（《水浒传》、《三国演义》均是明代作品）之书大行其道。据史家研究，这和当时经济的高度发达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经济硕果已开始动摇意识形态，使当时人的思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欲望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