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女老板和她的画家朋友
成都市著名的乡村旅游点“五朵金花”让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农民群众生活上的改善，而是独特的文化氛围以及农民群众精神和文化上的巨大变化。这一切，带给了花乡特殊的灵气，这应该是成都发展的后劲和最大的魅力所在。
先哲们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话都很有道理。
考察中，我在荷塘月色景区的碧水莲农家乐小憩。“碧水莲”这名字很美，一泓碧水中亭亭玉立的莲花，不但富于诗意，给人带来了许多联想，而且与荷塘月色相互呼应。小憩时我惊奇地注意到，餐厅的墙壁上不但有名家们的画作，也有一些笔法稚嫩的习作，题材是竹子和荷花。女主人钟素琼40多岁，微胖，穿着朴素，爱说爱笑，看见我注意墙上的画，便指着那些习作语出惊人：“这些是我自己画的。我们这里以赏荷为主，有一定季节性，只要到了淡季，来的客人少了，我便向住在这里的画家们学习绘画，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用交学费的。”
钟素琼的谈话让我颇感意外。一个农妇居然和画家们交上了朋友，而且还利用闲暇时间坚持学画，这是多么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变化啊！
看见我惊异的神色，钟素琼又含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的娘家本在红砂村，后来嫁到了这里。现在全家有4口人，夫妻俩、一个老人、一个儿子。有3亩多水田，主要是种植莲藕，这活路很苦，一年四季都在泥里水里；除了水田还有三四分旱地，种了点蔬菜。2005年以前，全家每年的纯收入不到6000元，后来搞起了旅游，生活才慢慢好转。”
和川西坝子大多数农家一样，虽然享都江堰之利，有“水旱从人”的自然条件，但在过去城乡分割的年代，许多人仍然没有逃过“饥馑”。钟素琼的父母亲养了4个孩子，本分而老实的夫妻俩终年劳累，却只能让一家人勉强糊口。钟素琼说姐姐不到16岁就和大人一起下地干农活，割麦子时看见瘦小的姐姐全身都泡在汗水里，累得几乎趴在地上，上小学的她放学后便跑到地里给姐姐帮忙，想帮姐姐挣一点点工分，但生产队长却说她年纪太小，干了活也不能记工分……为了给孩子们交学费，爸爸妈妈栽了点“大头菜”，腌好后想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又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斗，只得
深更半夜用架子车摸黑悄悄拉到成都，赶在天亮前就卖掉……
当时一个孩子上学每学期要交5元钱学费。奶奶说：“女娃子读书有啥用？”因此钟素琼和姐姐都是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只有哥哥勉强读完初中，后来家里境况好了一些，妹妹便读完了高中。读书时学校离家有十几里，钟素琼总是每天走着去走着回，中午只吃点冷红苕。看见商店里的花生，她曾经馋得流口水，心里想：“啥时候我能够把花生吃个够哟……”
钟素琼感叹地说：“如今花生堆在我的面前，但我却不想吃了！”
17岁时，钟素琼被“打发”嫁了人。
2005年，继花乡农居与幸福梅林之后，锦江区开始打造荷塘月色风景区。钟素琼和丈夫拿出多年外出打工省吃俭用的积蓄搞了装修，这年年底，政府在荷塘月色举办了灯会，钟素琼夫妻的农家乐碧水莲也开门迎客了。
经营半年多农家乐后，夫妻俩便挣了两万多元。他们以每年4.5万元的租金把碧水莲租给了人，自己再次出外打工，一年后又回来继续经营农家乐。如今，碧水莲已经可以同时接待上百位客人了。能干的钟素琼烧得一手好菜，自己便是“大厨”，旅游高峰时会雇用五六个工人，每年的纯收入在七八万元以上。
现在钟素琼的日子过得很舒心。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到了工作，并且迅速成为公司的骨干，有不错的待遇，已经交往了一个大专毕业的女朋友，正计划在成都市内买房定居。
开办农家乐后，钟素琼夫妻俩不再种地，一家搞现代农业的企业已经租用了他们的土地，第一年连青苗补偿，每亩给了8000元，以后每年每亩地的租金是1800元。这家企业采用了现代科技种藕，更新了品种，并且培育出了专用于观赏的莲花。钟素琼自豪地说：“一到夏天，院子里的树叶就密得透不进光，池塘里荷花万紫千红，还透出浓浓的清香，温度要比市里低好几度，真是个好地方！”
“五朵金花”为农村旅游和花卉产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一般的休闲度假与观光旅游区不同，这儿成为一个让人回味无穷的地方。“花乡农居”里有“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这是我国第一家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许燎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包装和新品牌运动的拓荒者”，他试图以自己的实践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艺术远离生活，我们要艺术干什么？”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创造者和欣赏者一次心灵愉悦的互动”。他的作品广泛涉猎了家具、日用陶瓷、玻璃、金属制品乃至金属雕塑等，特别是在不锈钢造型艺术中采用了全球独家技术——薄壁浸润铸造法，被认为是继青铜时代之后我国又一划时代的铸造技术。博物馆里既展出了以许燎源作品为代表的包装艺术、现代雕塑、现代家具和生活用品等，又陈列了国内外许多最新设计成果，以及这方面的学术交流情况。许多作品构思独特，是传统和现代的奇妙结合。
“荷塘月色”里有画家聚居的“画意村”，这是锦江区特意给画家们提供的一个交流平台和创作园地。绿树和鲜花掩映着20多幢小巧精致的楼房，美丽而静谧，每栋房屋的租金是25万至30万元，使用期限50年。这是我国政府专门为艺术家们提供的第一个创作园地。除画意村外，附近的蓝顶艺术中心还居住了周春芽、何多苓等十几位蓝顶艺术家；“江家菜地”的雕塑村聚集了一批雕塑家；“幸福梅林”的栀子街也聚居了50多位蓝顶艺术家。总之，自2003年以来，在“五朵金花”内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艺术家，规模仅次于北京，但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却比北京著名的宋庄好得多。
在画意村里我拜访了曾获得“中国鲁迅版画终身成就奖”的艺术家董小庄。
董小庄出身贫苦，父亲曾被划为“右派”，他仅仅50多岁却已经两鬓斑白。董小庄曾在攀枝花市生活了18年，长期深入大凉山的彝族地区，被彝族兄弟称为“贾巴焦洛”——天上飞翔的雄鹰及其在大地上留下的影子。董小庄把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都和彝族人民、彝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他的套色木刻版画用红、黑、黄、蓝几种彝族人民最偏爱的色彩，描绘了彝族人民的生活、彝族人民的爱情、彝族人民的苦难和彝族人民的欢乐，触摸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20年前，这组反映彝族风情的铜版画和套色木刻版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在《月亮的女儿和太阳的儿子》一文中，曾反映和刻画了这位在苦难中成长的艺术家。
如今，董小庄在美丽的画意村里继续着他的追求和梦想。艺术离不开生活，也离不开人民，董小庄花了很多时间指导当地的农民们学画，还创办了董小庄国际版画收藏馆，经常展出国内外著名画家的作品。2009年，他曾邀请17位国外知名的画家到四川举办画展，也邀请国外的收藏家和艺术家来了解中国今日的城市和农村，他希望通过各种办法帮助三圣乡的旅游业更快发展，促进农民尽快摆脱传统农业文化的烙印，转变观念，加速融入新的现代文明。
在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的日子里，董小庄曾和许多画家一起组织各种活动支援灾区，而画家周春芽更是抗震救灾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灾区的许多学校，特别在受灾十分严重的德阳市东汽中学里，留下了他的许多故事——他发起并设立了“五彩基金”，开展了“艺术助残计划”，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用具，并为残疾学生提供助学金，帮助因“五?一二”地震致残的孩子们学习绘画，通过绘画达到心理上的康复，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同时也掌握一项艺术技能。
如今，“五彩基金”资助的孩子有的已经在高考中被艺术院校录取，专门学习绘画了。蓝顶艺术中心在荷塘月色举办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关注的是当代绘画艺术应该探寻和创造什么新的方式、新的规则和新的标准，参展的作品都来自成都的蓝顶艺术区，这些作品的艺术方向和国内其他城市似乎差异较大。
近年来，蓝顶艺术家们的作品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当代著名的艺术群体。
对当代艺术，荷塘月色的农民（居民）说他们看不懂，但他们仍然很喜欢这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并且欢迎他们到这里来举办艺术展，因为这些艺术展总是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成都蓝顶，最早是由几位艺术家在成都双流机场附近的工厂区里自发形成、以工作室为目的的艺术区，几年内迅速成名。继锦江区筑巢吸引艺术家们居住之后，目前双流县政府又在打造“蓝顶二期”，为青年艺术家们建造有产权的工作室。
◆农民当上了新闻发言人
65岁的佘树林是新津县普兴镇袁山社区的名人，也是全新津县的名人，凡到袁山的参观者，大多由这位“口若悬河”的大爷——袁山社区的“新闻发言人”担任导游，对此，村干部和大爷都有些得意。
2009年9月下旬，成都市举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都市60年变迁”新闻发布会。会上农村居民的发言人便是眯缝着眼睛、穿着灰夹克，来自新津县袁山社区的佘树林。这是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一位农村居民，引来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并进行了报道，从此，佘树林便“声名鹊起”了。
2010年5月底，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专题节目《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涉及面极广的问题，在邀请的嘉宾中，除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所长等重量级领导和专家外，也有这位“新津袁山社区农民新闻发言人”。
佘树林在会上用四川方言和淳朴的农民语言侃侃而谈，他说：
“说起我20多年的经历，硬是又艰难又幸福。以前我住泥坯房，走泥巴路，喝凼凼（小水坑）水。改革开放后我想做生意，就跑到成都买了些塑料袋回去卖，当时只能勉强糊口。2003年搞城乡一体化建设后，我承包了集体的鱼塘，又种了几亩经济作物，有花椒、花生、海椒，后来又搞了养鸡场，一年下来有3万多元收入。
“儿子喊我给他买房子，我说买就买嘛，又不是没得钱，就在新津县城里给他买了143平方米，后来我又买了运输车让他经营……”
我到袁山村采访时，第一天没有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农民新闻发言人，后来才知道他那天到远处的鱼塘抓黄鳝去了。据他自己说，一天抓几十甚至上百元钱的黄鳝没问题。第二天找到他后，他热心地详细介绍了村里的情况。
说起袁山村的变化，佘树林有很多感触，也有很多切身的体会。他认为，袁山村农民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变化，从贫穷到富裕，是成都农村的缩影。
佘树林背诵了一段袁山村村民们创作的顺口溜：“户户青瓦房，家家大宅院。水电气光纤，直通家里边。”现在的袁山村的确极像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背山面水，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边种植了梧桐、小叶榕和樱花；荷塘里游鱼戏水，荷塘边垂柳婀娜，还有上百棵白玉兰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水、电、气、光纤全通，社区配置了四室、三站、一中心、一广场，包括健身广场、便民服务室、劳动保障站、卫生服务站、留守学生（儿童）服务站、警务室、图书阅览室、农资放心店、放心商店、餐馆、农家乐，等等。总之，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让入住村民真正体会到了“办事不出村，小病不出门”，与城市市民同质的公共服务。
仅以医疗服务为例，在袁山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只要打开电脑，1000多名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资料便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医护人员对人群中的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便可以进行跟踪服务。
佘树林问我：“这是不是比城市里的医疗服务更周到？”
他还说：“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优良的人文环境，让许多前来参观的人都把这里称为‘世外桃源’，但是，世外桃源哪里会有这么多现代化的设施和现代化的服务呢？”
他告诉我，自袁山村声名鹊起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村干部们穷于应付，影响了日常工作，于是便特地物色了曾当过民办教师的他担任“新闻发言人”，专门负责接待和介绍情况。
一个小小的山村竟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这绝对是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也是老百姓的创造。佘树林不慌不忙、条分缕析地向我介绍了袁山村的变迁。
他说，过去的袁山村是一个贫穷的地方。
这里地处丘陵地区，土地并不肥沃，长期以来一直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吃饭问题解决了，但农民仍然不富裕。主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肩挑背驮”，一条3米宽的简易机耕道“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绝大多数农户居住的还是几十年前修建的泥坯墙的茅草房。吃水更是最大的问题，好一点的人家自己想法打口井，更多的人家却只得在家门旁边挖个凼凼，天热了，孑孓、鸟粪、虫卵……都在水里。
佘树林年轻时是当地的民办教师，但他家上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下有年幼力弱的孩子，家庭负担重又缺乏劳动力，以致后来不得不辞去民办教师的工作，回到家里担起粪担务农，改革开放后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直到2005年，400多户的袁山村仍然在“靠天吃饭”，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被成都市定为市级贫困村。
袁山村的巨变发生在2007年。
这一年，根据市委组织部的安排，成都市公安局选派了民警李伟驻村任职，担任了袁山五峰联合党委书记。上任后，山村贫穷的景象让李伟震惊，在第一次村干部会上，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就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郑重地写下了“心中无群众，不配当干部”十个大字，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出行难，用水难”。在他的争取下，成都市公安局投入了50万元资金帮扶，他用这笔钱发动群众修路修渠，短短两年村民们便修路10公里、修渠3000多米。
与此同时，新津县又抓住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机遇，在袁山村开展了土地整理工作，依托土地整理，积极推进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并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现代农业，包括规模化的养殖业。
苦干一年，到2007年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便从2000多元猛增到5100多元，一举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在李伟的领导下，袁山村形成了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民主议事监督为保障，经合组织（公司）为利益纽带的基层治理结构。
2009年，袁山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了。
佘树林介绍说：“在社区集中建房时，为保证建筑质量和特色风貌，袁山村采取了‘统规自建’的模式……”
“老百姓有钱自建新房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我插嘴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