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产生和改革开放同时进行（1978年～1989年）
中国证券市场的基因传承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的兴起。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变革。
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下子凭空冒出来的，尽管在中国投资者的集体记忆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992年新股认购证的疯狂，以及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孕育、发生和发展，带有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部好坏基因。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至今30年的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孕育着、成长着、躁动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予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包产到户等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原有的社队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在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提到，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我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3年7月，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我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入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使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在农村改革展开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化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有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
因此，1980年4～5月，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响应。
3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份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都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人不懂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了解。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却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改革进入城市，股份制开始试点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在中央决策者的鼓励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社会公开发行了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相当一批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的形势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土壤之一。
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报告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国务院领导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等的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个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题目定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