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外宣表态
1990年四五月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告成立。”
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各方努力无功而返的政治原因
或许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思想解放、争鸣活跃”的时期。
1984年年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更通俗的名称为“五道口”）81、82级研究生魏本华、蔡重直、吴晓灵、胡晓炼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首先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这篇文章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了一次思想风暴。
至今令人感觉奇怪的是，1985年7月，当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全面启动不久，在长江三峡一艘豪华客轮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国际研讨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与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托宾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却竭力建议中国至少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
可是，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媒体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0月份，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提交了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
但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
政治决策高于经济决策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尽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有关在中国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真正放弃努力。
1989年3月15日，参加中南海汇报会的基本骨干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希望就此继续开展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但这种努力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而逐渐陷于停滞状态，不久后“联办”的正式名称也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但是在此期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停止。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在1988年6～9月，深圳市举办了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良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王喜义任副组长，下设专家小组（主要成员有汤学义、周道志和禹国刚等人）和顾问小组（由新鸿基公司派员担当）。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要成员只有王健和禹国刚。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11月，其间整整1年时间，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的法规、规则等草案有：《深圳特区证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特区股票发行暂行办法》、《深圳特区债券发行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大纲》、《关于进一步推动深圳资本市场发展的工作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而在1989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就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而在上海，1989年2月2日，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2月15日，上海市市委根据当时金融商品不够丰富、企业财务没有公开和外汇管理问题的实际情况，对股份制发展和证券交易所设立的问题提出了“态度要积极，工作要扎实”的指导意见。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一个临时研究班子，提出要本着“创造条件，水到渠成”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将上海市的研究和人民银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确定从金融的角度研究运行规则和防止产生问题的方法，以可行性、操作性为主提出详细的整体设计方案。方案要搞细致，应经得起推敲。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会议对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报告进行了细化研究，认为在报告中不仅要写交易所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上海的具体设想，而且还要设计交易所的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有关的法规，包括交易所的章程、营业规则与交易办法等。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所的人才需求问题，并要求在当年的11月底拿出方案设计报告。1989年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可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的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已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上海理论界代表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刘波。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