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1991年7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举行了第二次特别股东会议，通过了一拖再拖的1991年度增资扩股方案，会议决定向股东以每股12元的价格实行配股，每10股配3股，另外向社会发行873万股新股，发行价为15.6元，同时还决定把优先股转为普通股。
在股价狂飙时，股东们根本不会在意增发新股，可在股市长期下跌之后，股民们自然斤斤计较。深圳发展银行自1987年成立后，1988年、1989年、1990年，几乎每年都增发新股。虽然发行价15元多，可对于在二级市场几十元甚至一两百元买进套牢的股东，心理上就难以平衡，当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分红上时，又发现公司利润随时有可能被一些以发行价买入的新股东瓜分掉。
在深圳的6只股票中，金田公司虽然利润不高，可送起红利来最慷慨大方。在股民的记忆中，1989年七八月间，正当深圳股市陷于低潮时，管理层建议上市公司派发中期股息，当时只有两家公司派发中期利息，那就是金田与万科。金田每10股送1股，每股派0.05元；万科每股派现金0.10元。当时并不在意这点分红的股民们自然不会为此特别关注金田。而1990年金田股本为2104万元，赢利1149.1万元，每股赢利是0.55元，可分配税后利润为685.4万元，按照这个可分配利润，金田最多也只能“10送3”，结果金田推出的分红方案虽然不是股东们最满意的，也算是不错的：每10股送2.5股，每10股配4股，并准备以26%的股息率派发1991年股息。
同时金田又是1991年在深圳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进行中期分红的公司。1991年8月27日，金田公司股东代表临时会议通过中期分红，第二天起派发中期股息，每股派现金0.10元。虽然不多，金田基本上还是把利润统统分给了股东，给股东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使得在以后的牛市中，金田取代了万科排行第二的位置，成为深市的“小龙头”。
除了金田给股东们一丝安慰外，深发展、万科均令股东失望；安达公司的利润在深市中本来就最少，股民也没寄什么希望；宝安则刚上市；而原野的分红“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本来可以通过分红令股市止跌的可能性被断送了，加上上市公司都没有按管理层的要求加快分红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反而一拖再拖，令股民心中的不满日益加剧，分红的实施对股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半小时腰斩
人们说，没有真正经历过熊市的股民算不上成熟的股民，没有真正经历过熊市的股市也算不上成熟的股市。与第一次暴涨一样，深圳的第一次暴跌也没有理性可言，且不可遏止。到1991年4月，春节后连续40天跌势的深圳股市，跌幅已超过40%，市值跌去35亿。
如此一去不回头的下跌，是深圳的管理层不愿看到的。跌停板的幅度缩小再缩小，并不能阻止跌势，只能造成无量空跌。随即管理层推出深圳股价指数，这个指数以1990年4月3日作为基期，把当日设定为100点，其中不无带有这样一种意图：想用100点整数关来阻止股价的下跌。在6月1日，又对印花税进行了修改，把对买卖股票双方征收的印花税均由6‰调低到3‰。
然而对于非理性的股市，一切阻止下跌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91年4月20日，深圳股市全天成交金额萎缩至2.27万元。4月22日，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历史性日子，深圳股市创下了5只上市股票全天无成交的纪录，这也是世界股市发展至今成交量“零”的纪录。这是深夜排队到天明的深圳股民们“哀哀泪如雨”的一天，也是他们心灵中最黑暗的一天。
“每天早晨醒来，都发现自己的钱少了许多，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噩梦。”“没想到股票连一张纸都不如。”这是当时深圳股民的心声。许多人把无法遏止的下跌归咎于涨跌停板制度，要求取消停板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取消停板制度，管理层态度谨慎，他们不希望看到取消后的暴涨暴跌，尤其不愿看到因取消停板制度，对暴跌后的股价雪上加霜，所以管理层经过慎重考虑，推出根据分红逐步放开股价的措施，即哪只股票实施分红方案，哪只股票取消涨跌停板，同时放开股价后，股票交易实行国际股市通用的“升降单位制度”，每一个升降单位为0.05元，每一次升降不超过两个升降单位，即不超过0.10元。
通过分红的实施来放开股价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在深圳管理层看来分红总算是个利好，借利好放开股价，不说上涨，至少也应该止跌，但管理层根本不了解股民们此时对分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1991年6月8日，凄凉的证券营业厅里人头攒动起来，股民们的眼睛都盯住万科股票，万科首先实施分红，第一个取消涨跌停板。当日以7.95元开盘，许久不见的成交量开始放出，在多空一番争夺之后，最后以7.50元收盘。无论是管理层还是股民均松了一口气，虽然跌幅远大于0.5%，但总算没有产生“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般的暴跌。
万科放开股价看上去颇为平稳，这似乎给管理层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无理性下跌即将告终了。于是在这个信号带来的轻松中，筹建了整整一年半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7月3日宣布正式开业。在开业的庆典中，管理层信心十足地??示，5只股票的可怜局面即将结束，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当众宣布：“今年内会有十几家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的规模将有可喜的扩大。”话音刚落，伴随着庆典的举杯声，市场一片恐慌，股价再度无情地跌停。
其后的两个月内，金田、安达也相继放开股价，虽然没有暴跌，可仍续跌势，到深发展股价放开前，平均股价又缓缓跌去30%。
1991年8月17日，是这次“股灾”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天，龙头股深发展因分红而放开股价，股民们对深发展的分红寄予的希望最大，对其分红方案的失望与不满也最大，仿佛宣泄失望与不满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帽子”被掀掉后的深发展，以25.25元开盘，仅半个小时狂泻41.6%，跌破定向发行价15.60元，跌进15元以内。惊恐不已的股民望着深发展一泻千里，犹如眼瞅着自己的亲人从金茂大厦顶端纵身而下。深圳证券公司大厅里，一位不知忍受了多少个跌停板噩梦的妇女，望着如此惨烈的“自杀”场面，惊惧得当场晕死过去，被救护车从证券公司救走。这半个小时的悲惨场面为世界股市所罕见，而当日的深圳指数创下48.9806点的新低，离基期日仅仅4个半月，深圳指数就被腰斩一半以上。
深圳股市这个未成熟的非理性的市场，丧失的不仅仅是股民的信心，弥漫的也不仅仅是悲观，人们已充满了“谈股色变”的恐惧心理。“芝麻开门”的狂热叫嚣之后，“芝麻”突然间开启的是一扇地狱之门。现在深圳人过股市而绕行，唯恐避之不及，看来要靠股市自身企稳止跌，已经不可能了。
此时上海股市透射出一丝希望之光：自1991年7月15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开始发布，通过电台、电视台及各种报刊公布当天的行情。这个指数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那天，即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以当时上市的8种股票为样本，以股票发行量为权数进行编制。这份指数似乎告诉人们，中国股市非但不会夭折在摇篮中，而且正走向正规化。
第二、“抢人生的跑道”
大坑村人玩心跳
1991年6月份，在深圳的地摊上，出现了令人好奇的股票摊，摊主们把深圳宝安企业股份公司的股票一沓沓地放在地摊上吆喝出售。“三块钱一张，便宜啦，走过路过别错过。”摊主吆喝得再起劲，可行人不为所动，偶尔有驻足想买的行人，也要还个价的：“两块”“两块八”“两块五”--这就是宝安股票上市前的“命运”。这家1983年7月成立，可以说深圳最早的股份公司，上市前流通股已达2.25亿，比已经在市的5只股票中任何一只都庞大许多。在对股票人人唾弃的市场上，谁会看好宝安呢？宝安上市可谓生不逢时。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宝安，对于深圳大坑村人来说，宝安可是他们的全部梦想。
大坑村位于深圳大亚湾畔，在1983年宝安公司成立前，整个村子一百多号人从事的是打鱼种稻的生计。1983年，国家要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政府就把大坑村人动迁到新盖好的位于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崭新的二层小楼。土地没有了，国家给他们每人补偿1万元，再加上部分搬迁费，近两万元。两万元在“万元户”是一种梦想的20世纪80年代初，可真是一笔大钱哪。没了土地的大坑村人，乐得连渔网也收了起来，只想着如何花这笔钱。
接触过深圳的村级干部的人，会感觉到他们与内地的村干部不同，实际而有眼光。改革开放前，作为村庄的深圳一如内地的穷困，当时有些水性的年轻人一个猛子扎海里，偷渡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去了。上面来人调查，严厉质问：“为什么村里人要逃亡资本主义？那里的资本家在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哪！”“剥削掉一半，还剩下一半。待在这儿，啥也没剩下。”村干部不痛不痒地回答。这回答让上面来的人顿时语塞。他们不跟你讨论“主义”，只说实际。
大坑村的村委会也很实际，他们竭力打消村民分光吃利息的念头，硬是攥牢这笔钱不肯分下去。大坑村隶属于深圳宝安县，1983年成立宝安投资公司，村委会在1984年投给宝安80万元，1985年又投下50万元，村里不少人对村委会的做法很恼火，认为村委会是想讨好县政府，只想着自己升官。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大坑村人的生计并不是问题，强壮劳力在大亚湾核电站端上了铁饭碗，许多村民还有华侨亲戚，时不时有外汇寄来。如果把钱分掉，一些村民很快就会花完。不如投资，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这叫细水长流。果然投资宝安后，有了甜头。宝安公司每年分红派息，村委会把这些红利按每个劳动力每月400元、中学生每月补贴350元、小学生补贴250元发放。一时间大坑村百十来号人直奔小康而去。如此一来，对村委会当时做法的非议马上转变成了赞美。
但令大坑村民和村委会都没想到的是，他们会一夜暴富。1991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更名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并准备在深交所上市。上市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分红，每1股送9股，大坑村人投下去的130万元，即130万股，变成了1300万股，每股的成本从1元摊低到0.1元。虽然股市处于崩盘，但在大坑村人眼里，他们的资产爆炸了。1991年6月25日深圳的“航空母舰”宝安股票上市亮相，定位在3元多，这让那些从地摊上讨价还价用2元多买入的股民感到一丝安慰，可带给大坑村人的却是疯狂的心跳。0.1元变3元多，30多倍呀。想想130万的30多倍是什么概念？对于算术能力不强的村民，这实在难以算得清。更要命的是，救市成功后，宝安股价在18个月内，从3元多涨到了33.95元。这时大坑村人的心跳得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130万的300多倍，那是个算不清的天文数字。
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的村民，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怎么睡得着觉呢。“抛掉，快抛掉，我们要现金。”一些村民激动地围着村委会嚷嚷。“可我们这是法人股，不是流通股。”村委会有些为难。“想想办法呀。”村民一致要求。村委会干部四处打听法人股能不能抛。当时监管不规范，只要拿到证管办的批文，办理一些相关手续，即可到市场去抛。大坑村找关系，通路子，弄到了批文，抛掉了600万股，获得6000多万。3000万存入银行吃利息，3000万用来买房产买地皮。“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当时香港报纸如此报道。大坑村就此闻名天下。
随后的几年，宝安还有些利润和分红送配，但监管严了，国家明令禁止法人股在市场上抛出。后来宝安公司连年亏损，戴上了“ST”的帽子。大坑村人对宝安公司很失望，想把手上的法人股转让掉。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什么受让方。1999年，找到了一个受让方，按当时宝安的净资产，大坑村以每股1.27元，转让出少量股份，获得3600多万元。这样他们先后两次兑现了一些宝安股票，获得近一个亿的现金，百十来号人，人均差不多得了近百万。但这只是大坑村宝安股票的一部分。在2000年宝安公布的1999年的年报中，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位于“大股东”一栏中的第三位，大坑下村排在第四。大坑上村仍持有宝安1533.99万股，占1.6%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1307.54万股，占总股本的1.36%。按2000年4月7日收市时ST深宝安5.69元的收盘价算，大坑村拥有股份1.617亿元。那时法人股不能流通，股改后ST深宝安的股价最高跑到17元以上，低点也在11元附近。股改后大坑村法人股能抛了，资产又翻了一倍到两倍。大坑村号称人均资产200多万元，那还是以现在的人口算的，要是拿1983年时的人口算，至少在400万元以上。
政府紧急救市
1990年6月24日，宝安公司上市和扩股公告前一天，安达股正逢分红扩股方案出台，这只习惯于默默随大流的股票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反弹，不料宝安公告一出，安达一下子出现15万股以上的抛盘，把这只小股票打得再也难以爬起来。
宝安开盘在3元以上，使在地摊上买进的股民颇感安慰，可手上那些高价买入股票的人们并没有丝毫的慰藉。当深圳指数在50点以下运行，最低跌至43点时，股民们的绝望情绪如瘟疫般在股市里弥漫。被深套的股民寝食难安，100多元买进的深发展，现在只剩下15元了，而且每天仍以0.5%的速度下跌着，最低时只有13.7元。最惨的属安达，跌幅高达93%，连续9个月的跌停，6只股票的市价总值已跌去七八亿。如果是以高于场内一倍的价格买入的，那么损失最惨的就在95%以上。投入1万元的股民，望着场内股价，算着这1万元现在连500元都没人要，那份绝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深圳股民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政府救市上了。
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在产生疯狂暴跌时，政府会袖手旁观的，尤其是新兴的尚未成熟的股市，只是干预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比如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1200多家美国著名企业的股价大幅跳水，于是美国国会出台了“涨跌停板制度”。政府既然遏制了无理性的狂涨，对无理性的狂跌岂能坐视不管？
